關於太陽花學運的各學科理論上論述，已經遍地開花，尤其是該活動本身的政治與憲法意義，是除了服貿的經濟問題之外，最多人關心的問題。然而，學運本身的訴求，即關於「先立法，後審查」，是否有道理，換言之，是否有法學上的必要性，則出現了不同的意見。贊成能夠以現行法律地解決的人認為，立法機關本來就有權審查行政權，現行議會體制底下的政治協商並非無法對服貿進行一定密度的審查，是故將這種審查法制化並不是一條最有效率的途徑，同時在法治的觀念底下，若法律體制內可以解決的程序，應優先選用之。反對能夠法律解決的人則認為，目前並不存在一個堪稱透明的、明確的審查程序，在這情況下，多為透過政治協商的方式，然而這種政治的協商並不代表有「法」的品質。 這項爭議，事實上牽涉到對服貿進行審議的政治實踐是否就是法律理論的實踐問題，因為若本來的法律理論已經要求政黨的政治協商，而不是要求立一個新法，如此一來，所謂先立法後審查的要求就成為多餘。
不過，一個關於法律上理論與實踐，它必然也是政治的實踐，因為服貿涉及者為公共之討論、決定之事物，故法律與政治之實踐，在理論理性的意義上，是同一的。
因為如此的問題具有兩個不同意見，那麼我們應該將「政治實踐是否就是法律理論的實踐」這個問題轉個方向，把它轉化成另外一個問題：這般的法律理論，是否適合於(政治)實踐。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康德的一篇文「論俗語所謂: 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不適合於實踐」中所提到的觀點來談這個問題。本篇文詮釋了康德自己如何看待由實踐理性的對象(意志、自由)所導出來的有關法律體系的形上學應用在實踐生活之中的看法，或者該說得精確一點，這套法律形上學作為理論後，如何作為涵攝的大前提，使法實踐在共同生活之中。理論與實踐之間，需要靠涵攝這種判斷力來作中介。因此，關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問題，康德認為，問題其實不是出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不可避免的落差，真正問題在於，理論本身是否已經足夠完善，換句話說，是否有足夠的大前提可供涵攝、有足夠充足的理論可供應用。因此，康德於本文反駁題目的命題，並認為，凡是有充足的合理性的理論，都適合用來實踐。那麼，在本例中，若當法律體系是合理的，並且足以審查服務貿易協定，使服務貿易協定的審查成為法律的實踐，那麼實踐過程就不會出現任何障礙。
因此，我們該問，現行的法律體系是否合理到不用再透過另外一套監督法律的產生就能夠審查服務貿易協定。這牽涉到我們對於法律體系本身的完善性是否能夠表示肯定的立場。關於這個問題，有必要回到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中法權部分的描述去觀察。不過我們不必考察整部康德法權哲學，只需從康德論述法律的原則時，我們就能得到提示。 他說: 當一個行為或者按照該行為的法則，可以與他人亦按照共同法則而具備的意志自由相協調時，那個這個行為是有權利的(或者，對的，recht)。相反，若不能共存時，該行為變成為法律的障礙。換句話說，那是不可能在法律中實踐的(MS, Schurkamp, S.337)。因此，法律原則有一個要素，就是與他人之間的聯繫與協調，沒有這份連繫與協調，那麼法權是不需要的，個人僅依自由法則行事即可。當這原則擴大到公民憲法的層次時，延續前面的法律原則，康德認為，公民憲法是一個使得上述法律原則的互相協調成為可能的外在法則的總合。因此，當公民狀態要成為法律狀態時，必須要滿足以下三個原則: 人是自由的、作為臣民成員與其他成員之間的平等(PS 康德在這裡將統治者排除於憲法之外，並認為其是某種不受強制者)、作為公民的每個成員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到，公民憲法的實踐就是政治上的公民狀態。
於是我們就來到了一開始問題的核心: 現在是否具備一個公民狀態，使得服貿可以在法概念底下被審議。在此，需要被集中討論的，是第三個原則(獨立原則)在這次事件中是否出現了問題。康德強調公民作為共同立法者成員之間的獨立(sibisufficientia)，其不為他人財產也不為他人服務，這種獨立資格才能使得自由與平等的個人之全體意志能夠統一。 然而，在這次服貿的爭議中，出現的最大問題為，總統既為行政的首長，又同時是黨主席，黨主席則對於立法者，尤其是多數黨的立法者，擁有超出透過選舉作為民主正當性控制的指揮能力。或有論者謂，代議式民主應該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立法者本身就具備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應該認定為獨立進行立法判斷。但這種假設，康德並沒有做出任何討論過，在他的法律體系，似乎不存在代議民主這種概念。然而，我們能夠換個方向去思考，即這種假設，是否能夠當做一種法權的第四原則? 答案應該是不行，因為第一點，這與康德主張的平等原則，處於二律背反的狀態，蓋其意味著，若對一個法案，人民與立法者都能夠投票(也就是同一個法案既由立法者決定又採取公投而出現兩種結果)，那麼立法者的投票勢必優於該選區所有選民。第二點，這種假定無法防止違反獨立原則的可能。 這也就是說，代議民主與實質民主，在理論上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關係，在平時，這種緊張關係可以假定為不存在，然而，當一個法案特別具有爭議時(例如，民意低到谷底的法案)，這種緊張的關係，就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合理依據可以填補，或者說，其無法作為一個形上學的合理原則。
因此，若以康德的說法來說，贊成能夠以現行法律地解決的看法，由於這套法律理論缺乏足夠的合理性，因此是一種不適合實踐的。 然而要能夠補足理論上的合理性，則需要將那些不合理之處給去除。這些不合理之處，簡單來說，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協調中會出現的信任問題，必須重拾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才可能有法律理論的合理之處。如今，則是處在一個人民不信任政府、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又因為黨的關係不存在實際上的信任問題，相互協調是不可能的，(理性)法的實踐，嚴格來說目前已經中止了。 沒辦法在法的實踐中止的情況下，懸置、切割這種法的不實踐，單純去討論並要求使用過往經驗所帶出來的議事規則與條文規定的執行。
而第二個看法，需要經過審議法通過後才能審查服貿，前提則是該審議法亦必須在法理論上不合理之除去後所立方有可能成為一套所有人民皆能夠同意之方式。 如果學生的訴求(先立法再審查)可以逼迫全民面對這些法的不合理之處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解決它，那麼這立法是適合於實踐的。
至於運動本身公民不服從本身在憲政上的位置，也應該是如此，也就是說，學生沒有佔領立法院使得憲政停擺的問題。
不過，一個關於法律上理論與實踐，它必然也是政治的實踐，因為服貿涉及者為公共之討論、決定之事物，故法律與政治之實踐，在理論理性的意義上，是同一的。
因為如此的問題具有兩個不同意見，那麼我們應該將「政治實踐是否就是法律理論的實踐」這個問題轉個方向，把它轉化成另外一個問題：這般的法律理論，是否適合於(政治)實踐。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康德的一篇文「論俗語所謂: 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不適合於實踐」中所提到的觀點來談這個問題。本篇文詮釋了康德自己如何看待由實踐理性的對象(意志、自由)所導出來的有關法律體系的形上學應用在實踐生活之中的看法，或者該說得精確一點，這套法律形上學作為理論後，如何作為涵攝的大前提，使法實踐在共同生活之中。理論與實踐之間，需要靠涵攝這種判斷力來作中介。因此，關於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問題，康德認為，問題其實不是出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不可避免的落差，真正問題在於，理論本身是否已經足夠完善，換句話說，是否有足夠的大前提可供涵攝、有足夠充足的理論可供應用。因此，康德於本文反駁題目的命題，並認為，凡是有充足的合理性的理論，都適合用來實踐。那麼，在本例中，若當法律體系是合理的，並且足以審查服務貿易協定，使服務貿易協定的審查成為法律的實踐，那麼實踐過程就不會出現任何障礙。
因此，我們該問，現行的法律體系是否合理到不用再透過另外一套監督法律的產生就能夠審查服務貿易協定。這牽涉到我們對於法律體系本身的完善性是否能夠表示肯定的立場。關於這個問題，有必要回到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中法權部分的描述去觀察。不過我們不必考察整部康德法權哲學，只需從康德論述法律的原則時，我們就能得到提示。 他說: 當一個行為或者按照該行為的法則，可以與他人亦按照共同法則而具備的意志自由相協調時，那個這個行為是有權利的(或者，對的，recht)。相反，若不能共存時，該行為變成為法律的障礙。換句話說，那是不可能在法律中實踐的(MS, Schurkamp, S.337)。因此，法律原則有一個要素，就是與他人之間的聯繫與協調，沒有這份連繫與協調，那麼法權是不需要的，個人僅依自由法則行事即可。當這原則擴大到公民憲法的層次時，延續前面的法律原則，康德認為，公民憲法是一個使得上述法律原則的互相協調成為可能的外在法則的總合。因此，當公民狀態要成為法律狀態時，必須要滿足以下三個原則: 人是自由的、作為臣民成員與其他成員之間的平等(PS 康德在這裡將統治者排除於憲法之外，並認為其是某種不受強制者)、作為公民的每個成員是獨立的(每個人都是他自己的主人)。從這裡我們能夠看到，公民憲法的實踐就是政治上的公民狀態。
於是我們就來到了一開始問題的核心: 現在是否具備一個公民狀態，使得服貿可以在法概念底下被審議。在此，需要被集中討論的，是第三個原則(獨立原則)在這次事件中是否出現了問題。康德強調公民作為共同立法者成員之間的獨立(sibisufficientia)，其不為他人財產也不為他人服務，這種獨立資格才能使得自由與平等的個人之全體意志能夠統一。 然而，在這次服貿的爭議中，出現的最大問題為，總統既為行政的首長，又同時是黨主席，黨主席則對於立法者，尤其是多數黨的立法者，擁有超出透過選舉作為民主正當性控制的指揮能力。或有論者謂，代議式民主應該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因為立法者本身就具備直接的民主正當性，其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應該認定為獨立進行立法判斷。但這種假設，康德並沒有做出任何討論過，在他的法律體系，似乎不存在代議民主這種概念。然而，我們能夠換個方向去思考，即這種假設，是否能夠當做一種法權的第四原則? 答案應該是不行，因為第一點，這與康德主張的平等原則，處於二律背反的狀態，蓋其意味著，若對一個法案，人民與立法者都能夠投票(也就是同一個法案既由立法者決定又採取公投而出現兩種結果)，那麼立法者的投票勢必優於該選區所有選民。第二點，這種假定無法防止違反獨立原則的可能。 這也就是說，代議民主與實質民主，在理論上就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緊張關係，在平時，這種緊張關係可以假定為不存在，然而，當一個法案特別具有爭議時(例如，民意低到谷底的法案)，這種緊張的關係，就沒有任何理論上的合理依據可以填補，或者說，其無法作為一個形上學的合理原則。
因此，若以康德的說法來說，贊成能夠以現行法律地解決的看法，由於這套法律理論缺乏足夠的合理性，因此是一種不適合實踐的。 然而要能夠補足理論上的合理性，則需要將那些不合理之處給去除。這些不合理之處，簡單來說，是人與人之間互相協調中會出現的信任問題，必須重拾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才可能有法律理論的合理之處。如今，則是處在一個人民不信任政府、立法院與行政院之間又因為黨的關係不存在實際上的信任問題，相互協調是不可能的，(理性)法的實踐，嚴格來說目前已經中止了。 沒辦法在法的實踐中止的情況下，懸置、切割這種法的不實踐，單純去討論並要求使用過往經驗所帶出來的議事規則與條文規定的執行。
而第二個看法，需要經過審議法通過後才能審查服貿，前提則是該審議法亦必須在法理論上不合理之除去後所立方有可能成為一套所有人民皆能夠同意之方式。 如果學生的訴求(先立法再審查)可以逼迫全民面對這些法的不合理之處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解決它，那麼這立法是適合於實踐的。
至於運動本身公民不服從本身在憲政上的位置，也應該是如此，也就是說，學生沒有佔領立法院使得憲政停擺的問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