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哲的監視器取締違停爭議

個人的感想是，撇去頭殼裝屎等無聊謾罵還是無限期支持之類的，這件事情事實不複雜，卻可以進一步討論很多東西，其實也是很不錯的題材。試舉以下從具體到越來越巨觀的思考來排列。

在基本權保障的層面，公權力機關出於公眾的交通利益以及減少公權力成本浪費之考量，以設置監視器之手段，達成取締違規停車之效果的行為，是否有正當性? 這裡主要進行的實質審查是如此行為是否過度干預人民一般的行為自由，因為憲法要求公權力的行使必須考量目的本身的正當性、必要性以及追求的目的與被犧牲的價值之間取得平衡。

再放大一點來說，憲法中對於公權力機關，有一個實質法治國的價值要求，公權力執法必須要出於基本權的保障而受到節制，用以節制、控制的方式便是法治。因此，柯市長說「創造法律是為方便行政，不是讓法律條文卡死自己」，這是一個有違反法治國原則疑慮的宣言。
再更放大一點來說，實質法治國是出於基本權保障的原則，為何基本權要保障，乃基於憲法預設了對人性尊嚴的尊重。人性尊嚴粗淺來說，是指人應該是自由的，自由乃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不受到他人的意志恣意影響而行事，這個他人也包含政府，因為政府是憲法中唯一被允許擁有暴力的組織，所以這部國家的根本法律也會特別要求這個組織節制自己的暴力使用。
在法學來看，大抵上是如此，但如果再延伸到廣義的法哲學上，也許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討論。

有關於人性尊嚴，眾多中文德文的憲法學教科書皆首推是由康德所發展出來的理念，然而，法學的人性尊嚴與康德觀點中的人性尊嚴是否是相同的，則必須有所保留。因為，一方面是這兩百年來理性觀念與邏輯方法論的變遷，另一方面是歷史實際的發展導致主流的價值觀點與學術興趣的轉變，這造成人性尊嚴的意義內涵可能已經有了根本上的變動。然而，談論這種變動在法哲學上也許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為康德所想講的人性尊嚴可能正好要陳述的是人性尊嚴概念那歷史上的自身變動，而不再全等於現今的人性尊嚴定義。這樣的差異讓我們回想到現在這個實際情況，裝設攝影機為什麼會有過度侵犯人身自由的疑慮這類的問題，那不僅僅是在於憲法上所討論的，人性尊嚴所導出的人身自由與公共的交通利益與節省行政資源的價值/原則衝突，而是自由/尊嚴與這些憲法中針對具體事件的討論之間永遠存在著不可檢驗性，以至於我們會不停思考、想著自由該怎麼確保的辦法、該如何具體化自由於自然世界行使的分際，然而是否有某種物理手段真的可以一勞永逸地或者有某種法律真的可以完全切合於道德世界中的自由，康德哲學對此保持永恆的沉默。畢竟，那就像是<新世紀福音戰士>中，葛城美里對明日香說，日本的紙門比有鎖的鐵門要來得更有確保隱私的效果，因為那扇門是針對「心」而不是針對「威嚇」而設的，如果台北市民的心智沒有成熟到對自己的心意行使有著自律並表現於外界，那麼架設再多攝影機、再多警察站哨、處罰再嚴厲，都無濟於事。

事實上，台灣目前公務體系行政效率出現問題、公務人員疲於奔命、許多資源不停重複投入而不能轉作其他用途，是否不是因為物力不足，而是人心不夠自律呢? (像是高速公路永遠都要有警察取締超速，我覺得很有趣的是，我幾乎沒有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看到警車過，可是德國駕駛人的道路行車規矩卻好到交通也不至於出現混亂或壅塞情況，警力資源是否就可以因此放在別的地方呢?)

再放大一些哲學上的討論範疇，也許可以討論到，警察(生物人)的站崗與監視器的監視到底有些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或許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因為這也會涉及到，將來某天機器人的製造技術甚至人工智慧成熟時，機器警察的站哨並利用電子眼或更高科技的類生物光學接收技術到底該算是生物人還是活動監視器呢? 如果在法律上，我們不許可單純機器的錄影監視而只容許生物人的稽查，這種法律上的切割在日後機器人的出現還會有任何的意義嗎? 這最終涉及到一個根本的「人類」是什麼的問題，人之所以是人是因為自由或人性尊嚴乎? 是因為地球的主宰乎? 對立的概念是「物」乎? 或許，將來理論物理學的大幅度躍進，我們整個世界的價值觀又整個會改寫，啟蒙只會不停發生，必須時時拿出歷史重新檢視。

2015/台灣 /何謂啟蒙

1.前言

當初這篇文(《啟蒙：理性與科學，真的讓我們更幸福了嗎？》http://gushi.tw/archives/8114)公開時，就引起了我的興趣，原因無非是該文談到了康德又談到了傅柯，心裡有那麼些構想，不過未曾表達。今日，友人轉載「從《白色巨塔》到《麻醉風暴》，為什麼職人劇很重要？(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10781)」給我觀賞，令我又回頭想到了這篇文。似乎，這兩篇文其實或多或少都指涉了台灣當前某些現象，前篇文，作者似有所指地點出，啟蒙這種鼓勵運用理性的態度是否讓我們現在過得更好了呢? 後篇文則是明確指出，目前台灣的媒體界普遍缺少對於職人、達人的職業尊重，只用一些怠惰理性思考的節目內容痲痺觀眾群的思考神經，沒有日本職人劇的台灣也就這樣充斥著鬼島文化。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從太陽花運動開始，台灣的社群網路、媒體大量充斥著所謂「公民覺醒」、「百家爭鳴」的情況，隨著網路意見領袖的出現、社會公評或網路霸凌、公民力量的實現、對抗不公不義的標語等等情況已經成為台灣輿論世界的常態或用字時，不得不讓人回想到一個可以連結到這兩篇文的問題：理性的運用在台灣存在嗎，或者說，是「啟蒙」嗎? 很有趣地，透過這兩篇似乎觀點對立的文，我們又再一次碰到了這個歷史議題。我在這裡想做的工作是，簡單地釐清康德對於啟蒙的理解是什麼，另外日本職人劇是否真的對我們的公民社會如此重要，以至於作者強力推薦，最後是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待台灣的公民社會現象，康德的觀點是否對我們有益(該作者的理解正不正確倒還是其次事情)，至少，我是認同康德於《論答：何謂啟蒙》所展現的觀點來看待這個社會的。

2.對康德一文評論的商榷

或許強調了不只一次，康德的整體思想有其融貫性，因此在看他單一文章時，如果忽略他的哲學架構或全文脈絡而強行單就字義解讀，很有可能會發生錯誤理解的情況。康德的這篇文《論答：何謂啟蒙》一開始談到，如果人可以選擇，通常會選擇不加思索的安逸狀態，因為這種狀態是對自己最有好處的，而他認為，讓人僅停留在這如同嬰兒般的狀態是非啟蒙的，而促成這種個人非啟蒙的社會機制也不是啟蒙的。因此，康德想強調的啟蒙意指得是：理性諸能力的完全展現，行動準則便是勇於求知。但是，勇於求知對康德來說必然不是單純的，如《啟蒙》一文作者在通篇文脈絡中主要理解地那般，求知或理性就是要求我們運用知性(Verstand)破除迷信、建立實證性科學理論或方法論而邁向文明進步的過程，而是以「自由」這一理念為核心，質言之，個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發展與主權--尤其是法律權威--的強制力是沒有衝突的，因此主權者沒有必要壓制理性發展，而理性也不必然會與主權與其秩序相扞格。

康德這樣子說是因為當時有關啟蒙的論戰一開始是一名牧師指摘很多人假藉啟蒙之名行擾亂秩序之實而其為理性進行辯護而生，但是，自由(理性運用)與秩序之共存要如何可能，則需要看康德在該文的推論與這些推論在康德學體系上所代表的意義，而這點，《啟蒙》一文作者並沒有真正把握到，也就因此不了解為什麼康德要區分公開的理性運用與私人的理性運用，於是他下了一段不符合原文主旨同時也與通篇文沒有關聯而顯得多餘的句子。

這必須要從頭開始談起。有關人類的理性，一方面，在超驗的實踐理性範疇裡，《道德形上學的基礎》確立了善意志之無條件性而推導出自由人之間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立法意志，而這立法意志將會確定人訂的外在法則(也就是法律)之權威性，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確立的法則行事，那麼遵守按照自己的立法意志所訂立的法則，就是自律的表現，自律就是自由；在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思辨理性也賦予我們知性之能力，我們會運用這種能力，將某些事物、規則甚至是法律，就我們的經驗世界進行判斷而得到結論。但接下來康德會遇到一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在理性念及自由與其他諸理念的情況下判斷整個經驗世界? 於是，一方面，自由的理念要求我們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會誘使我們思考、判斷整個世界的合理性。這對康德來說，兩種判斷都是理性能力的展現而不應該加以限制或偏廢的。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裏面分出了內容的合目的性判斷與規制的合目的性判斷來定義這兩種判斷，前者是在不懷疑大前提的情況下將雜多經驗歸於統一的知性作用，而後者則是在理念與概念之間不停追尋地反思。

這個背景也就跟著反應在這篇文裡，他在文中很明確地定義，理性的公開運用為「以學者身分面對讀者世界之全體公眾就其理性所做的運用」，而理性的私自運用則是「某一個委任於他的公共職位或職務上就其理性所做之運用」。康德以理性的公開運用表達了規制的合目的性判斷，而以理性的私自運用表達了在守法義務的前提下，職員必須謹慎使用內容的合目的性判斷。所以，康德認為，所謂的啟蒙，是這兩種理性運用都獲得保證，尤其是理性的公開的理性運用，是啟蒙的關鍵，是人類開始擺脫舒適狀態的開端，但是即便基於它的運用而開始對於立法進行公開批判，也必然不會動搖到法律秩序，因為那同樣也是自由理念所使然，法效力有完全獨立的來源且為理性所支持。因此，康德說出了本文有名的定論：用理性思考吧! 但是要服從!

3.達人劇是否真的能拯救鬼島文化?

至於這篇文，說起來並不算難理解，作者想說得是因為台灣太久沒有像日本一樣拍一些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有騎士精神的人(這類人通常也身懷絕技，有某領域他人難以匹敵)對抗整個邪惡體制的故事，反而沉溺在一些諸如貴婦上談話性節目秀包包炫富、拍些小清新愛情偶像劇麻痺台灣視聽大眾的神經，套用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作者在批評媒體業者誘使民眾惰於進行理性的公開運用，不僅如此，台灣也沒有尊重專業的精神，所以媒體都不會想到借用類似題材進行發揮。

這篇文其實要論證很多東西才能有說服力，當然在這裡都沒論證而顯得滑稽。在此不去談日本的文化是否真的就是僅止於達人尊崇而已，也不去談台灣對於日本這種文化的接受度，也不去談媒體是不是只是社會的一面鏡子罷了或者觀眾想要什麼就餵什麼，這裡僅僅只需要去談到底這個作者對台灣的輿論預設是否是正確的，如果不正確那怎能說台灣要多拍些達人劇才能救台灣?

在我看來，作者僅僅只有看到了部分的台灣群體，確實，這個群體根本不會願意進行所謂的理性公開運用。但是，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公民覺醒潮，是這個作者不應該忽略的，畢竟，在網路上，這些族群的發音數量完全不在少數，他們完全不停止地在嘗試對外界發表意見。比起惰於使用理性的族群，我想這類族群更有探討價值。然而，這類族群也不見得就真的貫徹了所謂的理性的公開運用，因為理性的公開運用是以一個學者的身分對讀者世界發表意見，但是現在台灣有很多意見領袖在完全沒有受到充分學術訓練下便開始認為自己是專家、學者而發表言論了起來，或許，在他們眼裡，這些訓練是漫長而無意義的，他們可「等不及」，甚至是，他們訴諸的也不是讀者世界，而是「煽動」世界，以各種颯爽、魯莽、聳動的言論來爭取更多的支持者。甚至是這個作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如出一轍的事情，在未謹慎論述之下，就用這類修辭散播一些台灣鬼島、沒人要思考、達人劇救台灣之類的言論，事實上也根本就與他所主張的尊重達人專業的地位或意見是完全矛盾的(要能夠論證上面這些他想討論的事情，豈是ㄧ蹴可及，傳播專家花了多少苦工才能寫出專論?)。無論覺醒公民也好，該文作者也罷，會造成這些情況大抵都是因為他們僅僅憑依對於戲劇題材、政治團體等等完全是經驗範疇、隨人而異的好惡來判斷事情，而不是一種對社會的理性反思所導致。

達人劇真的能救台灣嗎? 達人劇頂多只能拯救如同作者般愛好《暴坊將軍》這類偏好俠義故事的收視群。難道我們不能反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會拍出這些東西而且歷久不衰呢? 該不會，這類戲碼對日本收視人來說，完全促成不了理性思考，反而是允許自己從理性的公開運用中遁逃，因為他沒有這種出類拔萃的能力，也就相應地沒有責任；而對台灣人來說，這類戲碼如今變成自我麻醉的催眠，以為達人之所以是達人可以如戲劇般(去脈絡、去訓練過程、一切都是天分)般一蹴可及，人人都是超級英雄，所以人人都可以在沒有下過苦工的情況下就當達人、當專家、引領輿論?

4.對兩篇文的總結與康德能夠帶給我們的啟示

總的而言，上面的兩篇文對彼此來說立場是矛盾的，一個是講我們理性使用得太多，不見得真的對人類社會有益，另一篇講得卻是我們沒在使用理性，所以整個社會麻木不仁。關於這項矛盾我們該認清楚的是，就前者而言，理性這個概念也是在這兩三百年也是經過轉變的，並不如該文作者如此固定而一貫，因此，每個時代所討論的何謂理性、理性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幫助都有其特殊的脈絡在，傅柯在談的何謂啟蒙，其實與康德、吳爾芙還是孟德爾頌談的並不相同，在舊時代，理性的範圍比現在理解的大得許多，傅柯想談的其實與韋伯在《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談到的工具理性的鞏固與獨尊是相同的，這對於康德而言頂多是知性的範疇而已，因此該文作者不應該逕自對於理性下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定義然後要求我們反思它。至於後文，則是還需要再自我磨練，別那麼直觀地、恣意地判斷事情，否則自己就是自己的觀察所沒發現的那個人讓這篇文充滿很多疑點。

然而，康德的文卻還是能夠帶給當代的我們不少的啟示。我們不應該只酖於當代現象而放棄普遍法則的確立機會。他仔細地幫助我們確立了公開意見與言論自由的界限之間的關係，公開意見是不至於嚴肅但也要謹慎知性的，訴諸於實際的法律改革而不是針對煽動對立的。他幫我們對於正義的訴求與實證法效力之間的關係找到真切的理解，反對法律特定內容不能就因此否認法律的效力，那等於通盤否認法治的價值。他幫我們釐清了理性不僅僅是個按照理論、判斷、適用、修正的平庸過程，更有反思的、靜觀的、開放的思想之空間。該文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思考費希特的國家強制教育啟蒙論、納粹底下的「平庸之邪惡」、甚至是日本的達人文化可能意味著什麼、追求著什麼，無論如何，康德的看法，於今過了兩百多年，依然並未過時，而且顯得貼切、雋永而有效的。

Note:
共同體、哲學與國家的關係在我初淺的認知中，至少在19世紀前半頁於費希特之後，暫時是被擱置了，因為理性法為基礎的德意志一般民法典的立法運動失敗，取而代之的是薩維尼的歷史法學派、概念法學派這類比較分析取向的思考模式，而不再去重視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那種鉅型的國家社會關係。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社會學與價值問題的興起加上前面歷史法學派的奠基，新一代的法學(相對於中世紀的法學以及更遠的羅馬法學而言)看起來從此獨立且從哲學中分離出去了，這個時候在爭論的問題是，法律是否應該為特定價值服務以及法學是否應服膺於社會實證研究底下，自然法復興以及國家學是在這個時候興起的，這樣看起來，社會學也從已經從低級科學中獨立出來了，大致上不需要再從頭討論起哲學也能操作學科議題，這也是20世紀乃至於現在學科分野的大致樣貌。

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夠再去思考哲學--國家/法律--人民的問題，的確還是可能的，至少粗淺來看，以前曾有海德格、哈伯瑪斯甚至盧曼，現在則有很多人的哲普作品一直在這點上打轉，雖然背後的企圖說得很不哲學，但實際上的確是這個脈絡。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很明確的現象是，科學的氛圍也已經改變，大學者可能短期內不會出現，而只有目前這些比較輕薄短小的哲學操作，這能不能構得上是康德的理性之公開運用，我是有疑慮的(因此我寫了這篇文)。

而我自己認為可以去談國家與人民總體關係的契機是把康德原典重新拿回來讀，如果韋伯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警告價值理性的衰微，那麼現在未嘗不可把康德的規制的合目性判斷拿出來重新反省一下，而這的確是目前眾多學科中所沒有的一項思考方法，畢竟它開放而沒有盡頭，唯一能爭取到的，是自由，如果還有可能的話，與信仰--畢竟，它們本來就一直在那裏。

對我來說極為弔詭的是，很多人定義啟蒙的關鍵在於去除無根據的宗教迷信，而我認識的康德所說的啟蒙卻是....幫信仰找到絕對不可動搖的根基，在我看來，啟蒙的最終意義是，了解自己的善之指引是什麼，而只有宗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啟蒙其實在幫助人了解自己的宗教。

社會的概念與親愛的台灣社會民主黨(2015/4/24)

I. 前言

李晏榕的近日發言，令人不禁又想要檢視她的發言內容，尤其是該從屬黨名稱為社會民主黨，那麼，她的發言到底到底符不符合一個以左派政黨為號召的綱領原則，質言之，他的種種聲明其背後意旨究竟有無某種或怎樣的社會性的政策作為基礎，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問題。然而，要討論這個問題前，恐怕必須先了解到底什麼才算是「社會」，才有對其言論加以評價的可能性。事實上，不僅在經濟學/政策中，同時也在憲法/政議題中，我們可能是在各種不同的論述脈絡下使用社會這個詞，因此我們應該先把所有的社會概念先確定出來，然後去檢視，李小姐的話到底夠不夠「社會」，這樣在指摘她有關社會性綱領原則的認知不夠正確時，才不會冤枉她。

II. 分析論

如果採用業師所使用的分類方式(其實就學科的分際以及特性來看也應該如此區分)，那麼，涉及有關社會上共同經濟生活的政治與法律議題，最主要有兩大觀察點，一個是政治經濟學觀點的經濟政策之目標設定(wirtschaftpolitische Zielsetzung)，另一種是憲法諸原則所要求並開展的社會政策之目標設定(gesellschaftpolitische Zielsetzung)。我們可分別作進一步分析。

1. 經濟政策

在經濟政策上，最主要有a. 古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b. 社會的市場經濟、c. 社會民主主義、d. 社會主義

a. 古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Liber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主張政府毫無干預市場的空間，只要透過競爭機制就能夠自動實現圓滿的市場運作，故經濟領域是國家/法毫無可能進入的領域，甚至連建立法律確定基本的遊戲規則都不許可。這意謂著國家對於經濟事務採取完全不聞不問的立場。在這裡沒有任何社會之詞可能被使用。

b. 社會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社會」該詞是相對於前述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來。古典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會產生以下四個無法自行彌補的缺點(即市場失靈，Marktversagen)： aa. 市場上的競爭者濫用自己的行為自由造成競爭條件的限制； bb. 社會經濟實力的差距擴大；cc. 景氣循環造成不穩定的社會情況；dd. 以逐利為基本性格的市場經濟造成某些服務或財貨，因為機會成本太低，無人願意在這種市場上提供服務。 這四種情況，造成國家有干涉(Eingriff)市場的正當性(Legitimität)。這是一種以自由市場運作作為原則然後以社會衡平(Ausgleich)的概念加以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的概念。德國稱這種模式社會的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這種模型主要來自於新自由主義的後續發展，例如將 v.Hayek確立的國家應建立框架條件作為競爭的遊戲規則或者公共服務由國家提供的概念再作一些延伸。針對上述四種市場失靈情況，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以下列方式回應: aa. 建立法律規則作為遊戲規則，尤其是競爭規範(新自由主義固有之主張)、bb.社會福利政策、cc.金融政策以應付景氣循環、dd.公共財的設置與生存照顧(新自由主義固有之主張)。

社會的市場經濟管制有兩種最主要的方式，一個是以創造合適的法律或者機制框架的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通常我們會以強化法律安定性的要求來理解它，這是一種經濟上的調控作用；另一種是以設定出經濟目標的程序政策(Prozesspolitik)，這種手段通常會被認為是對市場的積極干涉。一般而言，決定一個經濟政策是上述兩種政策的混合體，只是比重多少有些不同。[以上，T. Siebe, Mikroökonomie, S. 91ff]

與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政府只要在有正當性的情況下，是可以設定一些經濟目標進而干涉市場的。然而，就Nipperdey之分析，該模式擁有以下特點: aa.以市場經濟與競爭機制作為原則，國家干涉為例外； bb. 市場的概念仍然對立於國家，國家的市場干預不能僅僅透過法律保留的方式進行，它必須要有經濟政策上的正當性基礎；cc. 國家確保競爭機制也是為了企業的存續保障，當競爭機制充分運作時消費者的福利也能最大化；dd. 憲法的社會國原則可以對於自由權保障進行衡平(Ausgleich)，政府對於市場不僅僅有正當的干涉權利，更有憲法上的義務。[以上，H.S. Nipperdey, soziale Marktwirschaft und Grundgesetz, S.12f]

c. 社會民主主義 (soziale Demokratie)

其主張透過進入國會並以立法的形式來促進社會正義(或用Mauer的說法，社會衡平soziale Ausgleich)的實現以及社會安定(soziale Sicherheit)的確保。所謂的社會正義，乃用法律修正、彌補、改善勞工、租戶、消費者，遠可至於家庭中孩童、婦女等等私法生活中有不同的生活群體所面臨的實質地位不平等之情況。而社會安定，則是提供各項給付、奠立機制、或其他各種手段以實現社會的安定狀態。

社會民主與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差異在於前項的aa.，即國家的干涉地位立場，究竟應該是保守的輔助者，還是主動的改造者。事實上這也是德國兩大中間政黨SPD(社會民主黨)與CDU(基督教民主聯盟)對於經濟政策主要不同的差異點所在，對SPD而言，國家的主動立場以及促進社會正義作為義務，使得社會理念與法治國的價值衝突上，總要優先選擇社會理念的，進而將經濟模式逐漸導向計畫經濟[可見H. Mauer, Staatsrecht I, 6 Aufl., S.232]。

d. 社會主義(Sozialismus)

這種立場採取的是完全廢棄市場經濟改採集中式的計畫經濟。這裡的社會所對立的概念是自由概念所代表的分散式市場經濟。

2. 社會政策

當我們把眼光轉回到憲法或法學當中，我們會發現，憲法學擁有自己一套對於經濟生活的觀點，這種觀點是以憲法條文與憲法原則作為依據並進行解釋而來的，因此它並非服膺於上述各種經濟政策觀點。在此首當其衝者，無疑是憲法學中的「社會國」原則。

在德國的基本法裡，要把社會國當作是一項憲法原則的主要理由在於，其相對於「自由的」法治國而言，它揭示出「社會的」法治國。然而，什麼樣的具體目標(設定)，才算得上是「社會的」，其內容如同行政的概念一樣，恐怕是相當開放的，或者說僅能描述而無法定義(限定內容之範圍)的。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在此說出一些社會國原則的特徵：aa. 它的規則與具體化有很多是由基本權作為客觀價值決定與平等原則之解釋而導出的；bb. 它給予國家不僅擁有干涉社會之權利同時有義務要在社會與經濟領域中實現相關的事項；cc. 至於這些事項的具體內容，像是目標是什麼、要如何促成，或者不予以干涉，立法者擁有很大的型塑空間，這一點憲法表現出了經濟中立性的立場；dd. 不過這些目標最主要可以整理出實現社會安定性與實現社會正義這兩個範疇，這與前述社會民主中談到的概念無異；ee. 但社會平等與個人自由具備著衝突關係，這種衝突關係要如何調和，向來是憲法學中的難題，因為這涉及到價值與原則的衝突問題，而非單純是規則適用問題，在法學上，會去討論「輔助性原則」(Subsidaritätsprinzip)是否能夠成為重要的憲法原則，換言之，國家是否應該只能作為社會的輔助角色，僅有在必要性的情況下進行對於社會的干涉，而不能僅以功能論的角度來分配國家與社會的分工，還容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學上意見；ff.但是不論如何，社會國原則都不能過分擴張而消滅法治國原則所蘊藏的自我負責之概念。換言之，憲法已經不在經濟學上，而是在基本權保障上根本性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完全計畫經濟。憲法亦要求我們必須以法治國與個人自由作為出發點去思考國家任務與國家行為的正當性。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社會國原則的社會是一個相對於經濟政策裡所談到的社會來說是開放得多的概念，它給予了國家有干涉社會的正當性與實現誡命，但具體細部的內容如何，則原則本身無法限定，而由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立法者去決定。

III. 判斷論

1.諸社會概念的關係

自由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在此可先撇開不談。經濟政策下的社會概念，實際上都是相對於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概念，至於干涉市場經濟的強度如何，是否要有很充分的經濟學上理由，或者存在多少可類型化的干涉事項，也就是「要多社會」? 社會民主與社會的市場經濟有著不太相同的意見，這些會形成在國會上爭論的焦點所在。

如果要以法學觀點--社會國原則進行觀察，則可以判斷出社會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民主的差異點其實在於「輔助性原則」是否能夠作為十分優先的法律原則，以至於經濟目標作為政治原則可能因此要有所退讓，在此問題上社會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民主站在對立的端點。

如果要將法學觀點--社會國原則的社會一起放置觀察，則可以判斷出社會國原則的概念大於經濟學觀點的社會，而僅不容於自由市場經濟概念，而且可以同時包容經濟政策上的兩種不同的社會立場。畢竟，社會國原則畢竟是一項規範領域內的概念，其只有要求國家完成諸如基本國策所要求促成的社會相關事項，並授與相關的立法與行政權限，換言之，僅只代表著國家的型塑空間之給予，至於判斷哪些目標要實現、如何實現、甚至是決定要不要作，這些是由立法者決定，而無法逕以判斷違反社會國原則與否的，在這種情況來看，社會國原則的強度頂多只有到國家的注意義務，而不能直接具體化成實際的誡命或禁令(這從Mauer的用字可以看出端倪，其說在社會領域中有權利與義務去行動，這保有行動與否的空間)。相對地，經濟學觀點則是從國家的整體經濟管制行為進行歸納或者演繹，這種綜合判斷的工作會使得社會這個概念得到完整且封閉的定義、或指某些特定的經濟目標之集合、甚至是得到一定的應為規則。

其實，社會國原則之所以是開放的，正是要同時容納這些不同的經濟政策上的社會原則，這其實喻示了憲法的經濟中立性(wirtschaftliche Neutralität)，至於這套憲法是否實際上暗示了有一套特定的經濟憲法原則，也就是有單獨的經濟政策觀點，如Nipperdey所推斷的，基本法事實上是社會的市場經濟憲法，因此並不是經濟中立的，則屬於要另外再加以討論的問題(這裡必須討論基本國策與輔助性原則對國家的法律拘束力應該多高，是否可以從憲法規範中導出，價值序列排序下是否可以確定憲法只容許社會的市場經濟)。

2.李晏榕的政策觀點是有「社會」意義的嗎?

來看這次李小姐的發言內容。首先可以先確定的是必然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無關，因為她主張了不少對企業之法律規範應該更明確的訴求。 也可以確定跟社會主義無關，她不主張任何的計畫經濟。故可以拿來檢視的是社會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與社會國原則。

我們先整理出她的訴求有哪些。

a.要求法安定性：立法對於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規範太不明確而有法律漏洞間遊走、違法套利的空間(先不論為何友達放棄企業自主責任而要選擇這樣鑽漏洞或直接違法的情況)，她要求在環境、勞工等法律的規定要更加明確。

b.加強環境法的管制密度：包含環境與居民健康風險評估、廢棄物處理規範等等。

c.取消過去對高科技產業的補貼：包含租稅減免、國家補助、低利融資等政策鼓勵特定產業發展。

d.阻止政府與大型、明星產業掛勾，政策往這些企業傾斜。

既然她是社會民主黨的參選人，我們應該會先拿社會民主的定義去檢視她的政策，但是，從上面各點我們完全看不到她對於任何社會民主的社會有任何一分的掌握。因為，社會民主主張政府主動性的介入--即便在相當幅度壓縮自由權利情況下亦同--社會與經濟活動當中，而不該僅僅是擔任輔助者的角色，社會安定與社會正義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項課題。但是，一方面我們看到她主張政府的主動地僅表現在於環境議題上，而且也僅僅是停留環境評估與檢查上、完善化法律規範上，另一方面，她並未主張要於法律手段來對企業要求更多的社會義務，例如透過增稅以建立起災害防範的基金或其他應變機制，或課以更嚴格的環境保護義務。那麼，她既未談到資源再分配的社會安定政策、亦未談到法律衡平的社會正義政策，不知道怎麼敢說自己是社會民主黨?

我們也許可以以社會的市場經濟來加以檢視，然而，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在有經濟上必要性之下有干涉市場的正當性，但是，從a、c、d點來看，她要求法律安定性、取消補貼與禁止政商掛勾，這些恰恰好都不是對於自由主義的社會性修正，而完全就是典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因為新自由主義正是反對因為政府過度介入市場運作而產生補貼、競租等官商勾結的情況，同時主張法律安定性應該要提高，以讓所有人能夠在有法律可預見性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生產計畫。李小姐的這些主張，根本與自由主義的修正一點關係都沒有，反而是典型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建議李小姐應該搞清楚反對自由主義本身，與反對因為自由主義的實踐不夠貫徹導致不良的結果是兩碼子事，應該要認清楚自己反對的是什麼，再決定自己的政黨傾向與代表什麼政黨。僅僅只有b點勉強涉及到一些修正式的自由主義，但也未見要求國家面對市場失靈下，應該進行何種經濟目標的、物質性的干涉作為，僅有被動要求嚴格環評，這很難說服人你也有符合中間偏右的社會市場經濟思維。

或許李小姐是法律系出身的，所以她所使用的社會概念其實是憲法上的社會國原則，而不是前面提到的經濟政策式的社會觀點。然而這點也無法成立，因為她根本沒有在任何引述憲法中明定的基本權利甚至是基本國策的情況下講到任何特定的社會目標設定，以及談到這些社會目標設定是否會過度侵犯基本權利的權衡。簡單來說，她再說這些主張時並不是以法律人的角度在公開自己的意見。

IV. 結論

如果，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是目前政治領域裡兩大主要政治概念，分別代表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的政治立場，那麼我們其實可以預想得到，李小姐的這個訴求恐怕與中間偏左相差甚遠，而比較是中間偏右的，但是如果加上之前她第一次公開自己的身分時還有在《李焜耀女兒李晏榕談污染：高科技產業都會有》（http://goo.gl/3dAvRo）所談到的事情來判斷，也許她已經把她的政治理念從FDP總算是修正到有CDU的樣子了，雖然離SPD還很遠，但對於台灣的左派政黨史來看已經是該可喜可賀了也說不定...但不重新考慮批上民進黨戰袍嗎?這樣路線比較合喔，何必勉強不作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