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是一群，雖被看作為生物的人，但不屬於自己政治共同體之一部分，換句話說，雖然難民並不是一種單純被當作畜生或物品來看待的人，但其並未在吾人共享的象徵界秩序裡擁有任何社會性的符號，像是社會安全號碼、身分證字號、護照號碼、健康保險代碼等等...他們是一群所謂沒有身份文件的人。
這種沒有身分文件的人，與因為犯重罪而被我們判以永久隔離的那些罪犯不同，罪犯仍然是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因為我們必須以司法程序才能將他們隔離於社會之外，在此意義上，他們是法律上的罪犯，是以一個法律主體的身分被剝奪回在社會上的生活權利。罪犯的概念與難民的身分並不互相重疊，即便我們都視他們為「外人」。
這一根本性的區別，牽涉到的是我族的秩序建構的本質是什麼，從難民此問題所延伸出來的是，關於政治共同體的心理結構──有關法的絕對知識。
難民──無論是被驅離遣返的還是受到人道援助的──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人」，講白了，他們永遠無法確定他們所尋求庇護的國家下一秒會對他們做的是什麼──是給予人道救援物資，抑或槍口對著他們要他們回家? 在這當中沒有法律文字書寫適用的空間，他們是一種零度位階上的政治生命客體，單純地被政治對待著，這就是阿岡本所說的裸命。
難民對於公民而言，雖然是人，卻是陌生的，並且如此陌生，以至於難有認同的可能性，公民很難以難民的立場出發，理解他們的訴求。這就像希臘悲劇中，Antigone的訴求對於其他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相同，因為她的要求已經超越了法律的輪廓──法律同意什麼、排除什麼──而主張一個超法律的固執要求。Antigone所站的發言位置，與難民是相同的，不是在任何法律給予的既定地位上發言，她沒有任何的立場，她不在象徵界之上任何位置，對於秩序來說，她與死亡無異，她的訴求無法轉譯，只有其冥頑不靈的存在。
裸命因其象徵界中的「不在場」、「無位置」而作為一個純粹的(小寫)他者，他承載著慾望客體成因(小客體a)，但這原因本身是一個未知數而難以理解的，是一個在客體之中而非客體的短缺，它引起人的焦慮，逼得人問「你到底想要什麼?」。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在於，現在有些人評論到，既然已經給予援助，結果難民還索求無度、不停抱怨、已經「失了分寸」，就是這一種焦慮的表現。
然而，這也說明了，慾望的客體成因是一種盲目性衝動的死亡趨力，那是我們其實真正想要的慾望來源，它是崩毀這個象徵性秩序的快感與源生力量。這也就說明了，在心理分析的理解下，作為法律秩序的(大寫)他者是有缺口的，這個缺口的象徵化由(小寫)他者所承載。
為了抵禦「你到底想要什麼」的焦慮，我們只能通過幻象的建構來作為他者欲望的屏障，使我們避免直接面對到他者欲望。幻象是一個腳本的建構，它指定出我們應該要欲求什麼，說穿了，它是一種用欲望來抵禦欲望的機制，隱藏住真正的對他者的慾望深淵。這便造成我們轉而欲求一些其實我們不是真正在欲求的事物。我們開始了一些擬制過程，這個過程反過來鞏固了象徵界，使其看似完整而無缺口，從而是宛若自始就擁載肯定的，我們把這虛擬的當成真的來體驗，就像是電影《駭客任務》裡面一樣，把母體灌入腦內的虛擬世界當作真實的在體驗。
如果政治共同體賴以形成的法律秩序，是透過擬制或者說是幻象的建構來鞏固所鞏固出來的象徵界宇宙。那麼在此我們就回到了敘利亞的難民事件如何衝擊法律結構的問題上。
這裡可以談兩種態度。第一種態度是，人道精神作為法律的普遍性的根本價值，制訂並實施難民法，或者是，即便國家沒有此等實證法的約束，然而一照實質的法治精神，國家有義務提供難民人道救援甚至允其合法居留。第二種態度則是，以國家公民的身分自居，將難民視為災難，任其入境將會導致國家社會與財政結構的危險，因此必須嚴加控制，甚至將其驅逐遣返。
a.
第一種態度的界線若不加以限制，則可能是不可行的，如果真的要完全按照人道精神而對外全面性地接納難民，那麼這個國家可能馬上會被難民潮給淹沒。誠然，尊重人性尊嚴、賦予移民與難民完全地公民權利、維持住福利國家、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就業與完全均富都能夠實現是很好的，這卻是國家不太可能作到的要求，即便如此，我們對國家(主人)仍然會作出這樣挑釁，藉以突顯國家的無能。以Lacan來說，獲得(快樂原則之下)幸福之代價，就是活在慾望的不一致裡──如前面提到的幻象，我們其實在欲求一些我們不是真的那麼想要的東西。幸福有其虛假性：我們口口聲聲說要達成這些目標，但其實我們不是真的那麼希望這些目標有朝一日永遠地被實現，從而，批評者得以繼續保住清明的良心。這裡所謂的幸福便是──永遠有一個可以用來譴責的政府(黨)。幸福本身是一個未準備好面對真正他者欲望的結果，而損害這種享樂原則基礎的，則是對享樂原則的超越。
是故，不能否認的是，儘可能接納並給予全部難民或移民有充分的庇護權的這類主張──無論是出於民意或者是憲法規定──都有一個不能推諉的虛假性存在，這也無怪乎，為何德國基本法第16a條第1項只有保證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護權，並在同條第3項與授權法律(庇護程序法)規定受政治迫害與否是從嚴認定的。同時，政治家也不時不表達出難民別來我國，沒有獲得庇護機會的說詞。政治庇護之申請人，面臨到這麼樣裸命的處境：他的一切人的個性都先被剝奪(那可憐的遭遇與可悲的逃亡都被撇去)，而先被暫時性地人道處預，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然後等待有權機關的最終裁定──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會被收留還是遣返，他所提出的證明是否被接受。
從政治庇護程序的問題中，我們就這樣看出了憲法秩序的確立與範圍並不是自始即明的，而是要通過這些(小寫)他者──裸命，面對他們所會產生的焦慮，政治共同體的想像才會整個被突顯出來，連帶著這個維繫社會共同體的無條件法權威性也被確定下來。這意謂著，符號秩序本身就是有缺口的，而且很弔詭的是，符號秩序正是需要這一個缺口，才能夠支撐起這個結構，其權威性才是無條件的。換句話說，(大寫)他者並不是一個冷冰冰而麻木的機械，要維持它的整全則需要持續地給人挹注快感(或翻譯為執爽)──而裸命就是(大寫)他者的快感工具，才能夠確定一個適用於我們族群的法文化是存在的感覺。
這樣說來，我們的法治好像都只是一個可笑又不實的幻覺罷了，我們對人性尊嚴、基本人權與民主的信仰，都是夢境一場，難道真的是這樣毫無任何意義嗎? 關於裸命的討論好像逼得我們必須要在Habermas與Foucault之間作一個抉擇，一邊是堅持現代性，有關人權、民主程序的合理性建構必須捍衛，只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現代性的政治計畫至今尚未完成，另一邊則是直指人權、法治都將化約為生命權力的規訓機制，那些名詞不過是個欺瞞人的面具耳目。
或許可以回到心理分析結束之時刻來談。如Zizek所說的，Lacan的結束心理分析時刻之格言「穿越幻象，看見實在」，那意思並不是要我們勇敢地拆穿虛假的面紗，從中解放出來，而是相反，穿越幻象所代表的是勇於認同這個幻象，這樣我們才能坦然面對實在界(The Real)的不可理解之非真實性格。如果要用這來說法律的話，那應該就是：我們不用說自己被法治那套說法給騙了，而急著宣稱我們兩百餘年以來建構出來的民主憲政是虛假的，因為就算其有虛偽性，也還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也必須勇敢承認，法權威性本身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說，是預設的，它沒有內含任何偉大的、正向的光芒或價值。唯有在這樣的觀念下，才能夠掌握法治為何必然是比起人治更為適當的統治方式──借用康德的道德形上學來說，法是一個可透過普遍實踐性法則所推導出來的理念，即在不考慮經驗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會同意法是一種自律的規範形式，但是，由於它是個實踐的理念，法權威性無法等同於面對自然現象一般理解之，它不是實存的。
說實話，除了法治，我們人類社會也沒有別條路可以走了。 除非，我們皆進化成神，成為絕對者，心靈共通融為一體，沒有主奴的辯證關係，可以進入到超時空的五維度以上的神權社會當中，操控時間修正錯誤。
b.
第二種態度熱衷於論述難民的非公民性格，從而表達出因收容導致身分相互混淆、資源濫用的憂慮，再更激進一點，就會主張將難民排除出自己所認知的視野之外，當作這些人從來未存在過，這就好像上完廁所沖馬桶一樣，我們當然知道這些排泄物不會真的消失，但藉由沖水的方是我們就能夠接受排泄物消失的想法。
或許，這群人真得很為整個國家福祉與政府運作效率著想，畢竟，他們確實希望能夠將所有的稅金儘可能地花在刀口上。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寧願拒絕他者所引起的焦慮，並斬草除根將他者完全排除出意識當中，以保全自己在美好的、不無小確幸式地幸福天地當中。
然而，或許可以引用Chesterton的著作《回到正統》的文字來當引子：「為了自由與人類而開始與教會奮戰的人，只要他們可以與教會奮戰，他們最後都會拋下自由與人性...」我們或許要想一下，那些口口聲聲要保障自己身為人(納稅人?)而有的公民權益而兇惡地攻擊所有的難民與移民人士，到最後是不是也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與人性? 如果真的打從心理尊重這個國家所給予的任何較為人道、寬容且不排外的環境，並且認為這樣是對的時候，那到底還能不能站在一種完全相反且激進的立場，主張要用不人道且排外的手段對付其他移民或難民? 法國大革命後來的雅各賓黨人不也是如此嗎? 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與民主的革命軍最後開始用獨裁且暴力的方式肅清異議份子。
這樣想的邏輯其實很簡單，他當然堅信自由、民主那美好的價值，但這些價值必須限定在某一個由自己劃定的世界裡，並且順著這種限定將自己重新投入一個新的主體實踐形式，把自己創造成在這個限定的世界中循規蹈矩、按時繳稅的良好公民。好像透過排除難民的方式，他也同時邁向了個人的真正自我：成熟、穩重、不仰賴他人之力──而且當然是理性的政治公民。
但這種定位自我的想法卻是一種使得自我成為真正受害者的作法。前面提到過幸福的本質在於假裝的慾望與真正慾望的不一致，我們假裝欲求一些其實我們不是真正想欲求之事物，而那種假裝欲求出來的事物，作為心理層面的幻象而展演著，我們應該承認這種幻象的虛假性。然而，這類人的卻是將這虛假的想像當作自始且絕對真實的事物在體驗，換句話說，他們沒有經過擁於承認幻想虛假的辯證過程，而直接將尚未成真實的當作是原本就是如此的事物在體驗。
因此，他們狂想了一個沒有實在界的封閉宇宙，這也無怪乎，他們總是主張自我世界的純淨化，並抵擋任何外來的汙染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可以主張任何嚴格的監視、限制自由的行政手段，免除自己被外物(這裡：難民)的入侵所干擾，讓自己活在如《楚門的世界》那樣的小宇宙，而最後卻落得一個被嚴格監控，人們會在裡頭過得獨立自主，毫無痛苦，安安全全──而同時也沉悶乏味的世界裡。
結語：誠然，目前世界上先進國家對難民所抱持的比較主流立場是先給予一定的人道照顧，至於其能不能長期居留或庇護，則屬於他事。在此意義下，裸命就是生命政治底下的受惠客體。或許，實際殘酷的情況是，生命政治需要一個永遠可感覺到的他者，他者既不在其中，但也不能離得太遠，那種隔離必須是可感受得到的。是故難民營總是一定程度的隔離，但不會像極刑犯那樣嚴格的隔離，這情況令人想到《攻殼機動隊》中的難民問題，他們被隔離在靠近首都的離島上，有銜接的橋梁，也有三不五時的人道援助，但不會讓日本公民感覺不到他們的存在。難民問題被公民持續不歇討論著，要與他們同化，還是遣返他們，還是停止人道援助，還是乾脆直接丟顆炸彈終局解決他們，而不是如獄政一樣被掩蓋起來，日本政府則藉難民「在我們之中，而非我們」的他者性，進行私底下更龐大的國內與國際政治操作。而當前的難民問題，牽扯到的的確是美蘇中數國在敘利亞的軍事與利益關係，這些問題將如同以往不會直接浮上檯面，而只會出現英國首相那隱晦的聲明──收容不能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