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學史概括上可等同於自然法學說的歷史。它是一個關於無窮的Natur中(在這裡最大的問題是，應該是要談論哪一種自然)，得到對於人類行為的Maßstäbe以及Normen的問題史，它們是相對於人類專斷作為而能夠抵抗這些專斷的事物。」 (A.Kaufmann/ Hassemer/ Neumann，Einführung in die Rechtphil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8 Aufl., S,28 )
我完全不反對這種法哲學史的描述。然而有一個問題已經困擾於心中已久，那就是，當代(二次大戰後)的自然法復興學說以及自然法/實證法的對立關係是否僅能算是這常久發展下來的法哲學論的一種態樣而已，而且正是因為這只是一種態樣，因此我們不能拿這套實然與應然的對立定義當作一把尺，直接測量過去兩千年來各種不同的正義學說或者法律思維。因為這樣做會導致對法哲學史的嚴重誤解，以為過去的法哲學都集中在實然/應然的區別還有兩者間的衝突上面，就如同我們現在使用實然與應然去看法律權威問題一樣。
而上述的描述也正好說出了這一點，什麼是法律規範，有什麼方式可認知，它有什麼體系上的定位差異，那不見得總是在談論一種好的或惡的法律，而是在談論什麼是專斷與不專斷，不專斷的依據從哪裡來(當然是從自然來，只是要怎麼推斷)。這兩者之間，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我對這種質疑會先用一種破題的方式來加以回答: 除了有少數的例外情況(例如依比鳩魯那邊)，過往討論自然法與現今在討論自然法有一個根本上的差異點就是現今的自然法論把重心放在法律價值論上面，也就是把自然法視為不僅僅是較高的秩序，更是因為這個較高的秩序來自於其固有的價值，它也是高於實證法價值而應當去追尋的，換句話說，自然法作為「目的」，應然也就是這種追尋的誡命。
因為觀看現代自然法之前所談的自然法，就不是如此而且可能的態樣來得更多。
有些強調單純自然法則下的規則(智者學派)。
有些強調這些規範單純來自人的行為、選擇或傳統(智者學派)。
有些強調外在自然法則之外事實上有一個適用於人類(文化)的獨立倫理規則(蘇格拉底)。
有些強調只能透過哲思的、直觀的理性來獲得(柏拉圖)。
有的強調實證與實際條件為前提下的各種準則，這些準則與人定法律本身沒有衝突(亞里斯多德)。
有的強調人定法外更高的實存規範，這種規範乃因「事物本質」優於人定法，而非出於較高價值或者叫適合之緣故。例如Antigone的神法、Aquinas的永恆法、理性法、神法。
有些強調用理性的架構來論證法實證權威的基礎(理性[或古典]自然法論: 如Hobbes、Kant、Hegel)。
以上這些自然法學說有些會使得自然法站在實證法的對立面，有些會使得自然法作為實證法的基礎，這都與現代意義以實然/應然開展的自然法辯論不同。
而現代這套自然法論的根源可能有兩個，一個是受到Bentham與John Austin以來發展的英美分析法律哲學所討論的「法律是什麼與法律應該是什麼」的理論興趣所啟發，另一個是十九世紀末期受到進化論原則、價值哲學所帶出來的價值法學，這兩者的匯流導致應然/實然的問題成為自然法論的主要核心。
然而這套自然法論不能拿來將像是Antigone認為神法先於人定法的想法混為一談，因為Antigone所想的神的法律，不是因為神的法律是符合正義價值的，而是它本身就是正義，它本身就是神法，所以要先遵守它。Aquinas的法律體系也應該要這樣理解。
而能夠貫穿這些自然法論的差異並整理成一個體系的，恐怕只有康德哲學有辦法辦得到。因為他的批判論哲學使得這些想法都能找到思維模式的根據。
因此，這句話其實就是在說，法哲學的討論對象是相對於專斷(Willkür)的那些東西，而不是完全只是在討論實然/應然這種英美分析哲學或者法價值論的法律區分。所以要注意。 當然有些時候，像是納粹時代法律，常會被認為是專斷的法律，但，這裡所說的專斷並不是真的單純指人類不受拘束的作為，而是「非價值性的(也就是，邪惡的)」恣意所生的規範。
順帶一提的是，Aquinas的永恆法與理性法的區別，是否就是原罪的概念，而這與康德的最終目的(Endzweck)與最後目的(letzter Zweck )的區別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 我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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