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史的感想

這些問題確實是一個極大哉問，應該就是我在法理學研究所三年又加上後來數年思考的全部心得了。這也是為什麼我想在讀書會念這本書的理由，想知道自己以下想的有沒有錯誤。
這個問題涉及到我當時研究所在念法理學組時遭遇到的一個很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當時中文的文獻內其實有很少人有清楚的表達過，現在我不確定有沒有人寫或者是有一本較好的中文教科書，即幾乎沒有中文法律與哲學學者很清楚地去表達這樣的情況，關於正義的理解，或者自然法論，在每個時代有不同的理論興趣，每個哲學家或作者甚至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與想要探討的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我只能靠找一些不同時代的代表人物去研讀，還有從哲學史裡面去推敲大概會是什麼樣的理論興趣。我所得到的結論是，對於自然法這個東西，不能很籠統地去說它用什麼方法論在在研究什麼課題，因此，拿現今我們比較容易接受的正義觀點，像是，正義在法律中實現、正義是一種應然的要求或者「實證法與自然法的衝突」這樣子的理論方式，在不加保留的情況下，直接回頭看以前時代的自然法論，可能會產生頗嚴重的誤解的情況。

其實，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所有的法哲學史都是自然法史，沒有什麼單純說自己是法實證主義的論調，自然法是最主要的而且幾乎是討論法律秩序時唯一的課題，這種自然法跟我們現在所用的自然法做為應然價值秩序的概念並不相同，而且概念上來得大上許多。自然法論也會受到當時的哲學理論氛圍與重點而有不同的論述方式，像是顏厥安就曾經在<再訪實證法主義>一文中就提過，自然法論在幫實證的法權威找到正當依據。或許，這種正當依據的理解在19與20世紀曾被理解為法律的正當性(符合應然價值)是法權威的前提，然而在18世紀之前，自然法並不是這樣被理解的。 在Neuzeit時，自然法論被引入到政治面的討論當中，像是Hobbes等，甚至直到康德之後，他們所談的自然法，並不是在幫實存的法律權威找到某種應該遵循的價值，而是在正當化這種實存的法權威，換句話說，正當化服從的無條件性，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們的理論興趣表現在全面性的人類秩序的建立，目前實存的秩序就是就是這麼樣的秩序，並宣稱它是依據並符合自然法(則)的。當中會出現的爭議只是，這個符合自然秩序的法則僅僅只是透過實存的法權威即滿足，還是實存的法權威之外還有一種超越實證的自然法則建立出來的規範，那就很像是晚期中世紀Aquinas在談的永恆法這類形上學的、本體論上的討論的延伸。如果這套自然法論認為，符合自然秩序的法則僅僅只是透過實存的法權威即滿足的話，那麼gerecht的用法就僅僅是在這套權威系統內的的判斷用語罷了。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康德的<道德形上學第一卷: 法權哲學>裡面，這本書也有摘錄，康德就認為，gerecht僅僅是在一個法律系統底下的判斷合不合法的系統內部功能而已(當然，康德的理論複雜得多，他處理了兩種自然法脈絡下的折衝 PS [27.9.2014] 一種是形上學--本體論--理性法式的，另一種是文藝復興以來Hobbes以實證科學為起點式的，說明兩者之間的不可檢驗性，與對牛頓力學的早期評論相同)。自然法在這個時間上的概念比較像是:什麼才叫做人類自然形成的秩序，連帶著法權威是沒有被自然法否定或存疑的，它反而是自然法體系的一環。

什麼才叫做人類自然形成的秩序，這種觀念當然與我們現在在想的那種什麼才叫做人類秩序中應為的價值是什麼，有相當大的落差，這樣子的落差也同樣顯現在中世紀與希臘羅馬時代。我會認為，用分離命題方式的架構去看希臘羅馬時代還有中世紀與近代的自然法論，去拉出兩種規範面的衝突的想法，並不是可以毫無保留進行的。因為第一，自然法不見得就在談應然，第二，自然法不見得就在反對實證法，第三，自然法不見得只談法律秩序，有些人是主要著墨在去談"氣質"(像柏拉圖)或"平等"(像亞里斯多德)的問題。

那麼為什麼十九世紀會有這樣的轉變，或者說為什麼我會對這種轉變有很大的理論敏感度，除了康德的緣故外，另一個原因在於在我念研究所時碰到歷史法學派、理性法學派還有利益法學派之間的關係時所想到的，為什麼歷史法學派可以在前期佔一定的優勢，為什麼理性法學派可以後來居上，利益法學派為什麼會出現等等。 比較簡略地說，歷史法學派就是一種自然法論，認為從習慣與實際存在過的秩序與歷史裡就能找出正義如何去實現，然而理性法學派則認為，由理論上的理性推導出來的自然法可以完整組構成架構人類秩序的法律，這一派的自然法論雖然有一點後期中世紀延續下來的形上學色彩，但未必會認為有一種超越實證法的超驗性規範存在，換句話說不會再那麼強調有一種超驗於實證秩序的規範，但是應該要讓現存的未明文的秩序做出合乎於理性架構或經由理論理性梳理的調整，因為在那個理性唯心主義登峰造極的年代，理性的思維等於理性的秩序也等於自然的秩序是被承認的(人的理性思維=自然)，這種思維慢慢拋棄了Hobbes那個16世紀時代要論證實存人類整體秩序正當性的構想，這點要透過對康德與黑格爾的研讀來得知。而理性法連帶著拿破倫的影響也帶動了成文法典化運動的發展，慢慢地，開始有了所謂獨立的實證法主義，這個時間點實證主義盛行，形上學思考已經徹底被砍掉了(即便是康德的道德形上學亦同)，價值多元與衝突的問題討論也開始出現，並與英美從Bentham傳下來的分離命題討論開始結合。在這些情況下，自然法論出現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表現在實證法/自然法衝突的理論興趣，還有價值分化之下要再怎麼建構一種理想的法律架構這個問題(一直到Habermas也還是在努力這項工作)，尤其在二次大戰後，所謂的「自然法復興」中的自然法，已經不再是過往的自然法概念，而是某種應然的價值。

因此回到你的陳述: 「現行的法律讓正義實現」，這種陳述我認為在時代脈絡不同下--如同前面提到過的顏厥安所說的: 自然法論在為法權威找到正當基礎--有不同的解讀，如果是19世紀與20世紀，那麼這句話會要求現行的法律應該要接受某種價值準則的引導，使現行法律是能夠實現正義的法律，當然目前的憲法體系容納了違憲審查制度，這種想法就變得更切實際，而且我們現在的法律認定是採取實訂法主義的看法(也就是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條規定，國會通過總統簽署)，也很容易找到什麼是應該要被評價的客體，這必須說是一種大進步。 但若在Neuzeit，這句話也許會被理解成，現行的法律是實證法律秩序，這套法律之所以讓正義實現，因為它本身是無條件應該加以服從的。為什麼無條件服從? 是因為它依據自然法(則)產生的。為什麼是依據自然法則? 就要看自然法學者推導(吹牛)的本事了。 至於Platon，我比較願意優先從他的個人主義與氣質論的正義概念去切入他的理型論點，也就會有這樣的理解，他可以很不屑俗世的正義觀念，而擁抱著某種理念，活在阿宅的異次元世界裡，但是，即便俗世判斷出來的正義對他這種高級天龍哲學家來說俗不可耐，但不見得會認為正義的概念在那個被他鄙視的世界裡沒有被加以運用過。這取決於，他對正義的想法究單純只是種判斷作用而已，而不是一種應然判準。然而，他的著作我不是很熟，因此可能只能提供這樣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