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沒更新了，來貼一些別處寫下來的東西並寫一些引子。
可是，這個標題也太大了，完全不能當作一種索引。 只是，下面要貼的東西，的確全部都牽扯得上一些關系，至少在我看來，都不是互斥的，我也懶得想個更精確的題目。 只是這些東西要靠康德當黏著劑。
(信仰與宗教的差異)
第一支"Kreuzweg"(耶穌十字架之路)德國導演頗為嚴肅探討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形式"與世俗的觀點格格不入甚至互相衝突的關係。 說探討的是"形式"而不是宗教本身，是因為我還是堅持認為，宗教或者信仰本身是一件私人的事情，那與世俗價值觀一點關係都沒有，有的只是，當宗教的教會化、教條化，也就是某方面的"社會化"時，信仰不免都會降格成為一種帶有"誡命"與"目的"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本身傳達的價值觀可能是很可笑的，也可能是神聖的，更可能是自欺欺人的。例如不准聽搖滾樂，因為那是那是撒旦的音樂，會有"靈的轉移""把人的善良給擄去了"諸如此類的效果。 所以這支片子講的就是這麼樣的故事，不是信仰本身，而是信仰的表現。 導演利用耶穌受難記的十幾個橋段，轉換成一個現代版的自我犧牲的故事，一個女孩認為透過絕食(對於食物的享樂的犧牲)來換得她那個到了四歲還不開口講話的老弟能夠被上帝原諒的機會。最後因為她絕食而在醫院裡吞了神父給她的聖餅而噎死了，她弟居然奇蹟發生開口講話了，說"Maria在哪裡?'
(公法與私法，備忘用)
現在的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一套"公權力實踐 vs 私人自治"的系統，
這套系統也適用於開明專制之前或理性法運動，
即私法--自然法與公法--實際權力運作法體系
然而在18世紀時，德國這裡的理論發展，主權者藉著開明專制，
自己攬下了公共福祉這種任務，於是公私的概念差異與利益差異又有牽連，
甚至有很大的呼聲，深深影響著我們對於公私的理解，尤其是政治學上。
現在這兩種區分的差異已經受到挑戰。
反過頭來，康德的公私法在調控行政下，變成一樣有意義的區分概念，
在康德這裡，私法是指所有未經實證化的法，公法則是指經過立法程序後的實證法。
於是，現代的所有法律，其實都是公法，公私法的區別沒有必要，
只有權力實踐空間的量的差距，而不再是對立。
康德的公私法概念，提供了第三條路。
(黏著劑在此)
人還是寂寞的 如果還是在碰非世俗的東西的話
如果還是要持續作"實踐理性批判"的話 那永遠都很寂寞
那就是當實踐理性陷入於社會的因果關係鎖鍊時所產生的質疑
康德給了一個平台 平台上分了兩個領域 不過現在的人是頗嘲笑要去摸索另外一個領域的那些人的 不過這正是康德給了另外一個領域的理由
不如說，知識必須也僅能被知識地建構吧，這是釘死的。其他的，像物自體、道德，不能也不該用知識去建構，他要放棄掉這一塊，的確是可以的，那就是會變成現在法學家還是編寫社會課本所談論的康德的那種樣子
但他沒放棄，整個情況又變得不一樣
你不覺得 作為哲學家而摸索物自體的康德 也跟馬莉亞一樣嗎 知道一些注定要發生的事情 一種社會上的事物邏輯 無可避免 某方面 承受到處的罵評
其實 耶穌的故事到處都存在 說他偉大 只是讓眾人逃避了某些共同犯罪的平庸
逃避了自己"沒有去思考"這種責任
耶穌被抓來殺的故事也跟後來的獵巫行動是一樣邏輯 其實人根本沒有什麼進步
到現在也一樣 找個余文
大家馬照跑舞照跳 越是讚揚他犧牲 大家就越不用反省
不能否認的是 不是所有人 包含教會裡的人 都那麼跟另一個領域有緣
(於是，康德描述出了兩個領域，是理論理性與信仰，而不是理論理性與宗教)
要知道 後來一堆人想解決物自體這個概念
很多人都宣稱解決了
但是 這個解決與宣稱的過程
偏偏又是物自體本身
沒辦法 人是個Dasein
我會想守護著某些概念 已憂已煩
因為臉書這類的東西 在這時代 我也不覺得那個X找到了人 人會在乎他了 所以 我自己要去走這段路 因為我有碰到了 但是因為碰到而且要走了 你不可能不表達點什麼 我只是這樣個性的人而已 喊些口號 倒也不是真的那麼激進想要實踐什麼 而是一種 反正就像發設無線電一樣 沒有設定對象
(自由、尊嚴)
猶記得數年前，一個高中同學跟我講過，他發現在日本，有哲學老師開了一個哲學私塾，帶著一些家庭主婦或者是上班族念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或者是柏拉圖的作品。 為什麼我突然想到這件事情，因為我想說的是，他們想搞他們的大國史觀，我常常心裡想，就隨他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吧。 只要我們有這種私塾在，有這種由蘇格拉底開始的草根性的哲學思想種子在，我們就會如康德說的，註定要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任何威權與任何政府可以剝奪走(或者用別的東西強迫接受)我們心裡的那個"尊嚴"，權力(康德的"外在的你的與我的")是如此蒼白而無力的。這是我認為的，尤其是Hayek新自由主義的真正精神，現在被罵到臭頭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被片面誤解的情況。題外話多講了，只是想說，如今象孔子、慶應義塾那類的私塾反而是一件很必要的社會制度了。
(公私法、法治、國家)
之所以提到德文文獻，是有三個想講的。第一個我倒不是那麼強調德文文獻一定會優於英文文獻，只是我覺得有種心態是蠻必要的，在看歷史時，要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文史工作者那樣，對於一個地方的過去充滿一種想要去理解它的熱誠，中世紀在德語環境裡面發生了不少事情，如果會德文，是的確比較有這種熱誠去了解這些歷史的，而不會只是採取一種一知半解的態度，我想強調的是這樣一種走在當地、感受當地的熱情。 第二點， 我覺得這也反應出一個問題，至少我有一種感覺，台灣義務教育讓我所接受的歷史教育，歐洲部分，太過注重英、法這些主權國家概念建構得比較早也比較成功的地方(我猜，是因為台灣編教科書的人沒有念德文文獻的學者)，而忽略了德語地區長期下來很晚才開始形成主權國家概念的歷史，而這會影響到後來台灣人想要了解歐洲歷史時的一些困難，因為很容易不自覺地用現代確立下來的一些概念直接套用到過去尤其是中世紀那樣的環境裡，然而這樣的情況可能會也可能不會發生在英美學者身上，若會發生，那跟我們情況相同，如果不會，他們可能也不會把那種差異寫出來給我們這種根本有過不一樣歷史的人一些交代，因為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不如去看看德國人是怎麼詮釋他們祖先的歷史吧。 第三點是我不覺得英文著作學術上就比較差勁，霍布斯邦的中譯有好幾本書我都曾經抓狂一般看完過，也給我很多的啟示，只是他不見得會那麼仔細地跟一個外在於西方社會脈絡的人去講一些細節部分，而德國人寫的東西，總給我一種很清楚的感覺，或許德國人的筆調適合我們這種Outsider來念也說不定。這些倒是到了德國德文比較好一點的時候，然後到德國幾個舊城市踏一踏後有的感想。例如"皇帝"這個概念，對於西方人可能是昭然若揭的，但是我們可能會拿漢朝的、唐朝的甚至是清朝的皇帝概念去理解，這樣就會錯失很多了解細部的機會，而那些細部的東西，我真的覺得，要很實際走在德國如Bamberg、Nürnberg還是Braunschweig等等地方，閱讀德文，才會真正感受很實際的衝擊。
的確，我也很懷疑，在中世紀，國家這個概念是否有單獨成為主題的可能性，因為情況你也是知道的，實際權力實踐的情況，是比一個現代法治的、主權國家要複雜了許多。 與其說一個國家在中世紀裡如何運作，還不如說各種有統治力的組織他們怎麼維持的。 沒有疑問，那個作者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其實是想討論"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宗教等等的東西只是順帶提到，但是他這些順帶提到的部分讓我覺得他對於宗教的作用與世俗權力的運作，還可以了解更多一點，這對他而言不該是結束，而僅是個開始。當然，這可能是無底洞，我甚至覺得我在念康德時，康德也一直在逼我面對這個問題。光是看康德的整個著作體系的架構，也能看出端倪。
我在這裡提到的法治是德國大概18世紀開始的理性法運動的那種法治甚至是法治國的概念，18到19世紀中間發生的法律思想史格外複雜，至今我仍感覺到難以駕馭，在這個時期還有比較像以前自然法取向的歷史法學派跟很"當代思維"的受功利主義影響的利益法學派。我在那裡只是要強調一個點就是，我們不能拿現在這種"透過實證法律約束主權機關行為"的這種法律概念去看過去發生的任何公共權力的運作情況，在中世紀可能是反過來的，那些有辦法實證的第一手法律史文獻往往是權力實踐的保證與確認，而不是一種許可或者要求，會有這樣的情況無非是當時的權力概念會受到實際經濟、軍事力量、血親姻親關係、跟教宗的交情強弱的影響而有消長，這就不會是法律的事情，或者說法律的誕生只是一種結果。 至於自然法的部分，我就沒有在這裡去談了，原因是因為Sitte背後的運作基礎在法律史上，會被當作私法的、刑法的範疇，它們不見得會變成Gesetz， 變成Gesetz最早的嘗試是在十七世紀末的普魯士一般邦法典開始，一直弄到理性法運動的十九世紀尾聲才結束，就是我們現在在用的民法。因此這篇文章我想作者沒有討論私法的企圖，而是想討論公法，也就是有關公權力運作的範疇，那種自然法甚至是神法的東西我就沒去交代了(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點要去說，在德國法律史教科書上，通常是用狹義的Recht與廣義的Recht加以區分，狹義的Recht是指法院在操作與使用的法律，包含民法、刑法與程序法，而廣義的法律概念不只是這些，還包含所有擁有主權的機制所運作的法律。我認為作者要談的是廣義的Recht扣除狹義的Recht的部分，而狹義的Recht就像你說的，很大部分受到自然法的影響)。 當然也有不少哲學家拿自然法的概念去討論主權的正當化依據，有的甚至還超出很多，不僅僅討論主權的自然法依據，還更產生一種公法上的類似法治概念，如格老秀斯的那套。但這似乎都是馬基維利還是霍布斯之後的產物，而且一開始也不是就是拿法律來作為規制權力這種現代法治概念，甚至是德國這裡，一直到20世紀初期，法治國這個概念的構想也都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單純使權力法律外觀化)加上權力分立(也不見得就是權力互相制衡)的構想，沒有進一步到規範到主權者或者將法律當作一種，如理性法運動所展示的，利用理性立法的方式確立全部的理想的狀態(雖然反過來在私法這裡有所努力最終也有成就)。所以前面提到沒有法治的概念想說的是在權力更迭上，法律沒有扮演任何目的導引性的角色，只是一種確認，如作者裡面有提到的1648年的西發利亞那兩個和約。
題外話兩點，第一點是我覺得台灣的歷史課本有一種傾向，把權力實踐盡量一元化，學生根本無法想像中世紀那種狀況，導致現在對有一種對於國際的主權干涉或者國外的有經濟實力團體的進入沒有考慮的就先採取反對的傾向。第二點我認為要去了解中世紀的權力運作是有必要的，因為我自己認為，民族主權國家這個概念走到20世紀下半葉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階段，因為"權力集中於政府機關的單一權力實踐體制"已經沒辦法應付當代的變化。 新自由主義我認為實際上不是一種單純回歸市民自由主義的思想，也不是一種政府放棄自有權力讓資本家予取予求的態度--如同很多左派描述的那樣，而是一種權力實踐的"回歸"，換句話說，以後的公共任務會變成一種調控行政的概念來理解，說穿了，這情況可能會變得很像中世紀那樣存在著複數的權力運作的可能。搞了一兩百年，人也該到要承認自己沒有那麼理性到可以用單一權力機制就能解決一定地方範圍發生的所有事情的時候了....吧?!
(公共福祉、公私法區別的難處)
關於公私領域與普世價值，上面已經談了很多而且都很不錯。只是我想要也對這件事情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如果要談這上面兩種概念，則必須先找到兩個概念的交集點在哪裡，我想就上面的討論串看下來，最沒有爭議的交集點應該會在於"公共福祉"(Gemeinwohl)上面， 因為有人談到人權、有人談到私領域與公領域之間模糊的地帶，那麼，為什麼我們要談這些? 要去區別這些? 因為這些東西涉及到"什麼才對我們來說是好的狀態"、"這種好是怎樣的好? 個人的好還是共同的好?"、"怎樣促成這樣子的好"等等這一些問題串上面。這些問題剛好也是公共福祉要談論的。
在這裡我直接原封不動地按照Isensee在國家法手冊(HbStR)第三版第四冊編號71號的文章"憲政國家的公共福祉與國家任務"所提出的看法，因為我認為這種看法已經是夠清晰而且是普遍被接受的了(至於中文上更詳細的說明，可以看拙著的碩士論文第28頁，如果有法律人知道有其他台灣學者也寫過這個東西，務必告知我，因為我當時真的沒找到夠有力的中文說明，比較接近的論文是詹鎮榮所寫的"國家任務"這篇文....)。
首先公共福祉(Gemeinwohl)與共同善(das allgemeine Gut)是同樣的概念，這種概念表達了具體的國家任務或者國家應該實現目的的那種"抽象目的"，這是一種社會共同體的"好的狀態"。這種抽象目的需要被具體化，這種被具體化的目的稱為公共利益(öffentliches Interesse)，它具備著一種特定的內容。 但是公共利益並不代表著所有私人利益的總和，私人利益也不見得就一定與公共利益相衝突，同時極少數人的私人利益也可能代表著公共利益，因為公共福祉有其一般性，它是所有利益在分歧的情況下仍然得以維繫一個社會的原因。因此公共福旨意謂著不具備著特殊價值或者利益的考量，但須要加以具體化。 因此什麼是我們的好的狀態: 公共福祉，這種好是怎樣的好: 要加以具體化，這種具體化可能是很多人私益的集合，也可能是有違很多人的私益，但對整個社會的維持有幫助。 那麼這種好要怎麼促成? 是國家與社會要共同分工合作的。換言之，公共利益被執行的活動稱為公共任務，但公共任務並不由國家所獨佔，因為私益從來都不是與公共利益相衝突的，反之，私益活動有時反而可以更圓滿促成公共利益的實踐，國家並沒有獨佔公共任務執行的資格。 在這裡，由國家來進行的公共任務稱為國家任務，這種國家任務在法治國概念底下，必須具備一定的合法性(Legalität) 才可以進行，
說了這麼多現在可以來進一步進入到有關公私領域與普世價值這上面的問題，並對上面的討論作一點回應。普世價值是什麼，按照作者與允鍾學長所描述出的普世價值，我想該理解為抽象的公共福祉， 然而陽升所提的是一種或多種具體化的公共利益概念，到底這種具體的概念什麼時候才能會是一種私益與公益的結合，還是一種私益與公益的衝突，因此導致應該認為是私益或者公益。兩邊所想討論的東西之間，存在著一點落差。 接著便討論到這種普世價值是否能夠作為可靠的事物判斷依據，沒有疑問地，基本權會變成當中討論的集中點。 這裡該提到的一點而且很有爭議的地方是，基本權到底是否可以作為普世價值， 我想還很難一概而論， 畢竟，很少有國家的憲法如德國基本法或者是歐盟人權憲章(GrC)一樣，在第一條第一項寫下"人性尊嚴不可侵犯"這樣一個直接把基本權當作是公共福祉還需要再具體化的條款，德國基本法甚至更進一步在同條第二項寫下德意志民族認同基本權是一種普遍價值，還在第三項規定基本權直接拘束國家機關，同時有社會國原則，把基本權的實現當作是公共甚至是國家任務，然後還在79條規定不准修法變更基本權的條文。至少在中華民國憲法，就沒有第一條第一項這種人性尊嚴條款，而是承認清單式的具體基本權以及一般的行為自由。 如此一來，至少是可以說，人性尊嚴這種東西如果要真的當成一種普世價值，是還需要再解釋的，更何況還存在著更多的社會共同體，根本連個人性尊嚴的概念也沒有，但他們可能會承認某些具體的與基本權相當的公益，例如身體權、例如財產權。 我研究所時念過一本Tamanaha的 "On Rule of Law" 其實裡面也提到近代的"人權熱(我自己的意思非那個作者的)"，也不能忽視一定程度的經濟或者政治壓迫還是"談判妥協"的過程。 舉個例子，我在中研院時期負責作越南憲法的法治化研究，其實越南開始就基本權或法治概念的概念採納，很大程度是受到IMF與其他投資國的"要求"來的，沒有財產權保障，誰敢來投資呢。總之，用普世價值作為公私領域的劃分判斷，可能不是那麼洽當，因為找不到一個非常有力的依據。
至於公私領域的差別，最主要是具體化的公共利益概念爭論的延伸戰場。前面Isensee的說明已經暗示了，用公益私益的區別，是很難劃分出所謂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或者該說，公益/私益，公領域/私領域之間完全是一種交錯的關係。 由於很難用利益的概念去界定公領域的公法與私領域的私法，因此後來法學界放棄採用利益的區別說來界定，什麼法律是涉及公共的，什麼法律是只單純涉及私人的，而改採一種修正式的主體說概念，亦即，當這個法條是規範公機關以行使公權力的姿態對於私人進行活動的時候，我們說這個法條是公法。而這種見解事實上是以"公權力干涉/ 私人自律(Private Autonomie)" 這種角度去剖開公法與私法的區別。 這種看法所劃分出來的公/私領域很遺憾沒辦法提供給"蘇格拉底之死"這篇作者多少幫助， 因為作者想談的一方面不是那種公權力活動與私人活動的差異，另一方面，也可能跟公益/私益無關，然而，當政治學者或法律學者談公私領域的問題時，第一個想到的總是這兩個問題: (公私)利益與(權力)實踐。
另外題外話一下我的一個看法，不過我想應該也有不少行政法學者發現了，由於實際上國家任務(例如具體的行政活動)所想探討的，是集中在公益私益這種問題上，然而在法律的界定上，並不是以利益差別這樣來作分野，而是公權力實踐/私人自律， 這兩個問題導致近百年的法治國行政法發展下來，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罅隙，其只能透過"調控行政"這個概念來填補，更進一步延伸到現在有一些行政法學者(例如Schmidt-Assmann)不斷強調"行政法總論作為秩序理念"的其中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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