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dächtnis] 康德歷史哲學在他的理論體系中的位置與法概念的關聯性

[於5.4.2014做些許增修]
重翻了一小下李明輝編譯的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比起之前，或許我體會到更多東西。
康德在談論我們是怎麼把握"歷史"這個概念的，因為，我們的歷史概念並不僅僅將過去以自然法則(如同我們操作對自然的理解一樣)加以梳理，同時還會想要預測未來。 然而，對於未來的預測，以因果關係這類自然法則這種工具是不可能的，因為作為物自體的人是自由的，無法用因果關係加以判斷(因此康德是非決定論者)，也不適合用天人感應這類以神自居的角度去做判斷。康德的解答是，我們必須引入目的論的觀點應用在人類行為的預測上。在歷史這裡，可以看到康德展現出三個批判相繼"滑過"的位置與各自用意。如果沒有將人作為物自體，那麼判斷力批判是不需要的，因為只要用理論理性就能完成預測，形成知識，無庸援引目的論或者合目的性判斷的觀點。但是，要注意的是，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之間連結的並不是邏輯的關係，然而理論理性與判斷力之間，是透過目的論來完成，實踐理性在當中不占有任何"位置"，因此我說像是"滑過"的。

目的論隱含著有機體的概念這不去談。該提的是，目的論本身是形上學，它具有"不可檢驗性"，也就是說，不由經驗所得出，也不被經驗所驗證。同時，它是判斷力的一種規制原則而不是一種構造原則，換句話說，它是符合判斷力的東西，但不是一種客觀的那種可以發展出知識的東西，它是一種主觀的原則，對一種自然現象加以反省。這種反省以一個"終極目的"為對象。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目的論，是歷史學的工具，它所處的立場，解釋人類的過去與未來的發展，解釋過去是科學意義上的，可以用自然法則去解釋，但關於未來(還是所有的過去指出未來的目的)則不是科學意義上的，而是形上學意義上的，所以他反駁霍布思的社會契約論這類想從經驗中找出人類發展法則這樣的企圖。

不過，對於法哲學研究者而言，另外要注意的是康德的法哲學體系，恰恰上不是在這種歷史哲學上(如霍布斯)還是其他種目的論觀點發展起來的，而是恰恰好只在道德哲學內的範疇。康德只是從道德形上學的基礎發展出尊嚴、目的自身，開展出它借用盧梭所規劃出的法形上學，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套跟經驗無涉的有規劃的法律系統，這套系統是抽象地演繹出來的，只是康德也不否認法概念本身與經驗的混雜性，他不得不使用實證的法律來說明這套法律系統，這不意謂著這些法律內容就是必然的。是故，康德是由單純的法律權威作為出發點開展出他的法哲學，他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實證主義者。(不過，當這套抽象的形上學又變成一套關乎人類實踐的理論時，康德在"論俗於謂: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不適用於實踐"中，除了再次強調實踐的目的不以經驗為依歸但必然會以判斷力加以思考外，還強調凡是符合於理論的都適合實踐這樣的一個理性觀點。)


這表示當代法哲學對於康德法哲學認知的兩個謬誤: 1.把康德在道德範疇內的"目的自身"等同於"目的論上的終極目的"，也因此把"(人性)尊嚴"等同於"終極目的"來理解，也就因此，康德的人性尊嚴被誤認為是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價值而把康德當做現代意義下的自然法主義者(正當法優於不正當法)。 2.康德的法哲學體系雖然是近代自然法論(論證法權威的起源或者正當性依據)的一部分，但是又不能跟其他近代自然法論者的論證方式等同比較。因為康德自始沒有從如其他近代自然法論者般從歷史角度(換句話說，形上學目的論式的，像是霍布斯或者孟德斯鳩)探討法概念本身。

那麼可以理解到康德的法哲學在整個理論系統裏站的位置與歷史哲學這種預設終極目的的作法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法哲學出了那麼一點問題，這些問題在哲學範疇上要從新康德去切會稍微清楚一點，在法哲學如何應用到公法學上，尤其是將價值這個概念引入到法學論述中，需要有人寫論文釐清。

馬堡學派堅守所為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的二分，因此法科學應該只能在理論理性(如手段--目的)的範疇裡形成；而西南學派則注意判斷力批判本身，因此提出的是一種延續歷史--目的論觀點的方法論，先主張手段與目的的科學連結，再主張目的(價值)的不可知論。無論如何，首先，新康德學派在法概念上，都放棄了康德原先預想的將法概念"綁定"在倫理領域的形上學範疇中，同時也揚棄了物自體這個概念，或者說，現象學意味的"懸而不論"。次者，將法律概念挪到等同於歷史哲學這樣的方法論框架裡，也就是關切法律作為實現目的的手段這麼樣的工具觀點，甚至是現代人思考法律也只有在這個維度裏面。

(2014.4.9補充，新康德應該是一種理論理性範疇內"知性Verstand"的運用--因果性的判斷力範疇，然而其對象又不是經驗的，因此這判斷力導出一個狹義理性的使用，這種狹義理性促成一連串的理念: 普世價值等等。  因此理念又等同終極目的。這關係到下面所說的降格)

(2014.4.11補充。 於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在狹義知性裡談到了判斷力與因果關係作為範疇。隨後在判斷力批判，又提出了合目的性判斷。 這兩者應該等同視之，因為判斷力也應用在人的歷史之上。  唯需要注意者，合目的性判斷與歷史這種面對實踐裡性--意志的思考活動，該終極目的是一種"理念"，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在純粹理性批判裡放置在狹義裡性的概念。既然是一個理念，如普世價值，又是一個因果關係判斷下的產物，某一具體目的，那麼新康德沒有專注於法的形上學而強調價值相對論的情況就是不可避免的。 終極目的=普世價值，相對論=各種具體目的。  這也看出來，康德保持了先驗/經驗的不可交錯性質。 新康德西南派獨斷於合目的性的思考將自己陷入於無可決性同時也是體系的喪失，其作為康德哲學的實踐但同時也是康德哲學的背棄。 而這種玩笑是否就是....物自體本身呢?)

這裏又有兩點可以去提。

第一，從康德到新康德，"目的"這個概念降格了兩次，第一次是從物自體這個位置降到歷史哲學上的形上學目的論的目的上，第二次是從這個歷史哲學的形上學目的論的目的再轉到工具理性的目的上。以目前來說，第一次降格大家都完全不會去提了，而第二次降格，目前是看到並存使用的狀態，例如公共福祉/公共利益，還是人性尊嚴/基本權這類的差異上，換句話說是被當作"具體化"來理解的。而這種理解也是正常的，因為康德也早就已經在歷史哲學的看法中說得很清楚，歷史哲學採用的目的論觀點與自然法則是不同的、也不是可以互相驗證的，它們處在一種"思想體系的建築學架構中"，它們之間永遠都存在理論上的罅隙。會有這樣的降格，或許是又跟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有關係。

第二，或許這種不斷降格的發展，正是物自體本身或者是歷史哲學中康德談論到自由時，導致那種"滑過"的情況就已經預示好的。因為道德哲學的對象是不可能被我們用理論理性建構的，然而一旦用理論理性去建構，就一定會出現現代法學對於價值哲學或者是法律工具論不會加以懷疑的情況。然而，我們又錯誤地把終極目的當做理論理性的對象而不是形上學的對象來看待，因為我們現代的法學不再去思索形上學這一範疇的問題，這導致一種情況，法哲學討論到最後總是丟出很空泛無法再驗證的字眼，如尊嚴、寬容、普世價值等等。 這正是新康德主義發展五十年所出現的一切過程。 新康德，是康德的背棄、挪用，然後再成為康德哲學的範例。 (PS)



或許我們若要離開新康德，要思索的不是超越，而是回歸，回歸到作為基督教徒的康德，為什麼要這樣安排他的哲學體系，他想明示或者暗示著什麼? 出世與入世的世界觀嗎? 這樣的回歸又能帶給我們什麼? (在Zizek的看法中，認為物自體的預測代表著不可化約的對立，秩序永遠存在著一個缺口----物自體、實在界、慾望。還有那麼的一個對"形式"本身的研究----這種研究立場難道不像是一個聖殤像中注視著耶穌的馬莉亞嗎? 這是否也正是作為新教徒的康德的批判理論的立場呢?)

這根本可以作為哲學博士論文的摘要了。


PS 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新康德是康德的法概念成為理論後的兩種運用版本。由於是種運用，因此並沒有對法本身進行批判或重視，即純粹實踐理性批判與慣習的形上學/法律學說，這種情況在判斷力之下，產生目的概念的降格，也是必然的。然而我們想問，這種降格，是否造成一些錯誤與無出路的情況。
於是，新康德是以實踐者的態度而非觀察者的態度來處理法律這個問題，而實踐者的態度正好又是法律工作者的立場，在哲學上莫說是批判論，其連形上學的位置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新康德主義不可能在哲學上再提出什麼新意，至多只能引入一些無可驗證的形上學概念來"阻斷"哲學辯論的可能性。(即超越經驗的對象以知性思考之: 狹義理性)

PPS(21/4/2014)
從李明輝的敘述來看。

關於歷史，我們知識所能建構起來的因果關係理論是不敷使用的，畢竟無法解釋有機體。很自然而然我們會納入一個討論目的因的合目的性判斷觀點，也就是自然的形上學觀點來解釋。

但是自然的形上學與知識之間，是一種"反省判斷力的規制性原則"，而不是一種"決定判斷力的構造原則"。形上學是一種知識的外來原則而非內含原則，兩者僅僅是基於一種建築學的興趣相互隸屬，且並無矛盾。

但是如果我們面對的是人的歷史，是有關實踐的歷史，人作為理體，那種自然目的因的討論還能不能適用? 康德說，可以把人當作其中的最後目的，這最終目的也稱為文化。人是自然的最後目的(der letze Zweck)。 但是這種最後目的已經預設了(der Endzweck)，人是物自體，不再需要其他的目的作為其可能性的條件。這種概念不可能出現在自然(現象)中，是故，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道德目的論。自然目的論也就需要以道德目的論為依據。

這一段的看法，與"論理論可能但不適合實踐"之文中，已經說明了人的實踐理性是可以用判斷力來嘗試使其歸屬於理論理性下的，但是，李明輝並沒有說清楚，是道德目的論必須取代自然目的論，還是兩者之間又呈現一次判斷的關係。

我的看法是，前者，關於歷史，並不是使用自然的合目的性判斷，而是道德的合目的性判斷。因此在"理論可能"中，康德直接以他在道德形上學上確立出來體系，去涵攝自然歷史，於是得到批評Hobbes的結論。 這也比較接近新康德西南學派的人的意思。

但是西南學派的作法是，他們也不以實踐理性當作法的理念，而是創造了所謂涉及價值的文化科學，討論"法的理念"，如Radbruch寫出來的，法有三大理念(價值、目的)。

這裡的涉及價值的理念，仍是形上學範疇的，而不是法學上的手段--目的(價值)。
但現在已經不會再意識到這是個形上學範疇的事物，形上學的理念與手段性目的，目前被混雜起來使用。只是在實際上是理念的部分，又只能以"具體化"(成可達成的目的)來補充。
此即本文說的，第二次降格。

然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混用情況，原因在於現代的法學家並無形上學的意識。
為何沒有形上學的意識，這恐怕帳要算回到新康德上面。
因為新康德放棄了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批判，僅僅論及以判斷力與與道德目的論的理念，
來涵攝人類法律實踐的觀點。這樣子的放棄，使得人們再怎麼談都只談到"終極目的"，
而不會談到實踐理性本身(即第一次降格)。

但其實正是因為實踐理性本身就不是單純屬屈屬於判斷力的事物，
康德說"因此"我們只能使用判斷力建立起"終極目的"等道德的合目的性理論的"形上學"，
去支持人的自然歷史知識(規制性原則、外來原則)。
但這不意味著，這套合目的性理論就是實踐理性全部。
更何況，這也是為何這套理論只能是形上學的理由。

可是一旦放棄討論實踐理性本身，也會讓人沒意識到這應該是形上學，
不能與一般法學知識相混淆。
但現在的情況是，由於這套形上學與法學知識"太像了"，在失去實踐理性這個維度後，
導致形上學與知識的分野意識同樣被取消了，也因此導致理念與概念的混用情況(第二次降格)不會被注意到。

純粹實踐理性批判本身所確立的名詞與描述句也被法學家拿來當作規範性價值來看待，
與過去康德所使用的方式大不相同。
最大的差異，在於將康德從現代意義的法實證主義解釋為現代自然法論者，
質言之，康德遵從:人性尊嚴作為價值。

事實上，人性尊言應該是個無條件、無理性的理念。單純論述法權威的東西。

那麼，偵佑說的:
現有的基本權文本（經驗性存在）背後有個「自由」（人性尊嚴）的理念  然後我們充實法規範內容靠的是前揭經驗性存在 如果要直接從後者談法建構根本不可能

然而，這個一路降格的過程，是否正好就是物自體呢? 物自體是否就是預設來作為這樣誤認的呢? 它自己本身，什麼都不是，卻會造成理性的"誤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