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台灣 /何謂啟蒙

1.前言

當初這篇文(《啟蒙：理性與科學，真的讓我們更幸福了嗎？》http://gushi.tw/archives/8114)公開時，就引起了我的興趣，原因無非是該文談到了康德又談到了傅柯，心裡有那麼些構想，不過未曾表達。今日，友人轉載「從《白色巨塔》到《麻醉風暴》，為什麼職人劇很重要？(http://punchline.asia/archives/10781)」給我觀賞，令我又回頭想到了這篇文。似乎，這兩篇文其實或多或少都指涉了台灣當前某些現象，前篇文，作者似有所指地點出，啟蒙這種鼓勵運用理性的態度是否讓我們現在過得更好了呢? 後篇文則是明確指出，目前台灣的媒體界普遍缺少對於職人、達人的職業尊重，只用一些怠惰理性思考的節目內容痲痺觀眾群的思考神經，沒有日本職人劇的台灣也就這樣充斥著鬼島文化。不過，我們也可以發現，從太陽花運動開始，台灣的社群網路、媒體大量充斥著所謂「公民覺醒」、「百家爭鳴」的情況，隨著網路意見領袖的出現、社會公評或網路霸凌、公民力量的實現、對抗不公不義的標語等等情況已經成為台灣輿論世界的常態或用字時，不得不讓人回想到一個可以連結到這兩篇文的問題：理性的運用在台灣存在嗎，或者說，是「啟蒙」嗎? 很有趣地，透過這兩篇似乎觀點對立的文，我們又再一次碰到了這個歷史議題。我在這裡想做的工作是，簡單地釐清康德對於啟蒙的理解是什麼，另外日本職人劇是否真的對我們的公民社會如此重要，以至於作者強力推薦，最後是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待台灣的公民社會現象，康德的觀點是否對我們有益(該作者的理解正不正確倒還是其次事情)，至少，我是認同康德於《論答：何謂啟蒙》所展現的觀點來看待這個社會的。

2.對康德一文評論的商榷

或許強調了不只一次，康德的整體思想有其融貫性，因此在看他單一文章時，如果忽略他的哲學架構或全文脈絡而強行單就字義解讀，很有可能會發生錯誤理解的情況。康德的這篇文《論答：何謂啟蒙》一開始談到，如果人可以選擇，通常會選擇不加思索的安逸狀態，因為這種狀態是對自己最有好處的，而他認為，讓人僅停留在這如同嬰兒般的狀態是非啟蒙的，而促成這種個人非啟蒙的社會機制也不是啟蒙的。因此，康德想強調的啟蒙意指得是：理性諸能力的完全展現，行動準則便是勇於求知。但是，勇於求知對康德來說必然不是單純的，如《啟蒙》一文作者在通篇文脈絡中主要理解地那般，求知或理性就是要求我們運用知性(Verstand)破除迷信、建立實證性科學理論或方法論而邁向文明進步的過程，而是以「自由」這一理念為核心，質言之，個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發展與主權--尤其是法律權威--的強制力是沒有衝突的，因此主權者沒有必要壓制理性發展，而理性也不必然會與主權與其秩序相扞格。

康德這樣子說是因為當時有關啟蒙的論戰一開始是一名牧師指摘很多人假藉啟蒙之名行擾亂秩序之實而其為理性進行辯護而生，但是，自由(理性運用)與秩序之共存要如何可能，則需要看康德在該文的推論與這些推論在康德學體系上所代表的意義，而這點，《啟蒙》一文作者並沒有真正把握到，也就因此不了解為什麼康德要區分公開的理性運用與私人的理性運用，於是他下了一段不符合原文主旨同時也與通篇文沒有關聯而顯得多餘的句子。

這必須要從頭開始談起。有關人類的理性，一方面，在超驗的實踐理性範疇裡，《道德形上學的基礎》確立了善意志之無條件性而推導出自由人之間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立法意志，而這立法意志將會確定人訂的外在法則(也就是法律)之權威性，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確立的法則行事，那麼遵守按照自己的立法意志所訂立的法則，就是自律的表現，自律就是自由；在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思辨理性也賦予我們知性之能力，我們會運用這種能力，將某些事物、規則甚至是法律，就我們的經驗世界進行判斷而得到結論。但接下來康德會遇到一個問題，我們要怎麼在理性念及自由與其他諸理念的情況下判斷整個經驗世界? 於是，一方面，自由的理念要求我們遵守法律，另一方面，自由的理念會誘使我們思考、判斷整個世界的合理性。這對康德來說，兩種判斷都是理性能力的展現而不應該加以限制或偏廢的。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裏面分出了內容的合目的性判斷與規制的合目的性判斷來定義這兩種判斷，前者是在不懷疑大前提的情況下將雜多經驗歸於統一的知性作用，而後者則是在理念與概念之間不停追尋地反思。

這個背景也就跟著反應在這篇文裡，他在文中很明確地定義，理性的公開運用為「以學者身分面對讀者世界之全體公眾就其理性所做的運用」，而理性的私自運用則是「某一個委任於他的公共職位或職務上就其理性所做之運用」。康德以理性的公開運用表達了規制的合目的性判斷，而以理性的私自運用表達了在守法義務的前提下，職員必須謹慎使用內容的合目的性判斷。所以，康德認為，所謂的啟蒙，是這兩種理性運用都獲得保證，尤其是理性的公開的理性運用，是啟蒙的關鍵，是人類開始擺脫舒適狀態的開端，但是即便基於它的運用而開始對於立法進行公開批判，也必然不會動搖到法律秩序，因為那同樣也是自由理念所使然，法效力有完全獨立的來源且為理性所支持。因此，康德說出了本文有名的定論：用理性思考吧! 但是要服從!

3.達人劇是否真的能拯救鬼島文化?

至於這篇文，說起來並不算難理解，作者想說得是因為台灣太久沒有像日本一樣拍一些小蝦米對抗大鯨魚、有騎士精神的人(這類人通常也身懷絕技，有某領域他人難以匹敵)對抗整個邪惡體制的故事，反而沉溺在一些諸如貴婦上談話性節目秀包包炫富、拍些小清新愛情偶像劇麻痺台灣視聽大眾的神經，套用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說，作者在批評媒體業者誘使民眾惰於進行理性的公開運用，不僅如此，台灣也沒有尊重專業的精神，所以媒體都不會想到借用類似題材進行發揮。

這篇文其實要論證很多東西才能有說服力，當然在這裡都沒論證而顯得滑稽。在此不去談日本的文化是否真的就是僅止於達人尊崇而已，也不去談台灣對於日本這種文化的接受度，也不去談媒體是不是只是社會的一面鏡子罷了或者觀眾想要什麼就餵什麼，這裡僅僅只需要去談到底這個作者對台灣的輿論預設是否是正確的，如果不正確那怎能說台灣要多拍些達人劇才能救台灣?

在我看來，作者僅僅只有看到了部分的台灣群體，確實，這個群體根本不會願意進行所謂的理性公開運用。但是，台灣也有越來越多的公民覺醒潮，是這個作者不應該忽略的，畢竟，在網路上，這些族群的發音數量完全不在少數，他們完全不停止地在嘗試對外界發表意見。比起惰於使用理性的族群，我想這類族群更有探討價值。然而，這類族群也不見得就真的貫徹了所謂的理性的公開運用，因為理性的公開運用是以一個學者的身分對讀者世界發表意見，但是現在台灣有很多意見領袖在完全沒有受到充分學術訓練下便開始認為自己是專家、學者而發表言論了起來，或許，在他們眼裡，這些訓練是漫長而無意義的，他們可「等不及」，甚至是，他們訴諸的也不是讀者世界，而是「煽動」世界，以各種颯爽、魯莽、聳動的言論來爭取更多的支持者。甚至是這個作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如出一轍的事情，在未謹慎論述之下，就用這類修辭散播一些台灣鬼島、沒人要思考、達人劇救台灣之類的言論，事實上也根本就與他所主張的尊重達人專業的地位或意見是完全矛盾的(要能夠論證上面這些他想討論的事情，豈是ㄧ蹴可及，傳播專家花了多少苦工才能寫出專論?)。無論覺醒公民也好，該文作者也罷，會造成這些情況大抵都是因為他們僅僅憑依對於戲劇題材、政治團體等等完全是經驗範疇、隨人而異的好惡來判斷事情，而不是一種對社會的理性反思所導致。

達人劇真的能救台灣嗎? 達人劇頂多只能拯救如同作者般愛好《暴坊將軍》這類偏好俠義故事的收視群。難道我們不能反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會拍出這些東西而且歷久不衰呢? 該不會，這類戲碼對日本收視人來說，完全促成不了理性思考，反而是允許自己從理性的公開運用中遁逃，因為他沒有這種出類拔萃的能力，也就相應地沒有責任；而對台灣人來說，這類戲碼如今變成自我麻醉的催眠，以為達人之所以是達人可以如戲劇般(去脈絡、去訓練過程、一切都是天分)般一蹴可及，人人都是超級英雄，所以人人都可以在沒有下過苦工的情況下就當達人、當專家、引領輿論?

4.對兩篇文的總結與康德能夠帶給我們的啟示

總的而言，上面的兩篇文對彼此來說立場是矛盾的，一個是講我們理性使用得太多，不見得真的對人類社會有益，另一篇講得卻是我們沒在使用理性，所以整個社會麻木不仁。關於這項矛盾我們該認清楚的是，就前者而言，理性這個概念也是在這兩三百年也是經過轉變的，並不如該文作者如此固定而一貫，因此，每個時代所討論的何謂理性、理性對我們來說有什麼幫助都有其特殊的脈絡在，傅柯在談的何謂啟蒙，其實與康德、吳爾芙還是孟德爾頌談的並不相同，在舊時代，理性的範圍比現在理解的大得許多，傅柯想談的其實與韋伯在《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談到的工具理性的鞏固與獨尊是相同的，這對於康德而言頂多是知性的範疇而已，因此該文作者不應該逕自對於理性下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定義然後要求我們反思它。至於後文，則是還需要再自我磨練，別那麼直觀地、恣意地判斷事情，否則自己就是自己的觀察所沒發現的那個人讓這篇文充滿很多疑點。

然而，康德的文卻還是能夠帶給當代的我們不少的啟示。我們不應該只酖於當代現象而放棄普遍法則的確立機會。他仔細地幫助我們確立了公開意見與言論自由的界限之間的關係，公開意見是不至於嚴肅但也要謹慎知性的，訴諸於實際的法律改革而不是針對煽動對立的。他幫我們對於正義的訴求與實證法效力之間的關係找到真切的理解，反對法律特定內容不能就因此否認法律的效力，那等於通盤否認法治的價值。他幫我們釐清了理性不僅僅是個按照理論、判斷、適用、修正的平庸過程，更有反思的、靜觀的、開放的思想之空間。該文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思考費希特的國家強制教育啟蒙論、納粹底下的「平庸之邪惡」、甚至是日本的達人文化可能意味著什麼、追求著什麼，無論如何，康德的看法，於今過了兩百多年，依然並未過時，而且顯得貼切、雋永而有效的。

Note:
共同體、哲學與國家的關係在我初淺的認知中，至少在19世紀前半頁於費希特之後，暫時是被擱置了，因為理性法為基礎的德意志一般民法典的立法運動失敗，取而代之的是薩維尼的歷史法學派、概念法學派這類比較分析取向的思考模式，而不再去重視康德費希特黑格爾那種鉅型的國家社會關係。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社會學與價值問題的興起加上前面歷史法學派的奠基，新一代的法學(相對於中世紀的法學以及更遠的羅馬法學而言)看起來從此獨立且從哲學中分離出去了，這個時候在爭論的問題是，法律是否應該為特定價值服務以及法學是否應服膺於社會實證研究底下，自然法復興以及國家學是在這個時候興起的，這樣看起來，社會學也從已經從低級科學中獨立出來了，大致上不需要再從頭討論起哲學也能操作學科議題，這也是20世紀乃至於現在學科分野的大致樣貌。

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夠再去思考哲學--國家/法律--人民的問題，的確還是可能的，至少粗淺來看，以前曾有海德格、哈伯瑪斯甚至盧曼，現在則有很多人的哲普作品一直在這點上打轉，雖然背後的企圖說得很不哲學，但實際上的確是這個脈絡。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很明確的現象是，科學的氛圍也已經改變，大學者可能短期內不會出現，而只有目前這些比較輕薄短小的哲學操作，這能不能構得上是康德的理性之公開運用，我是有疑慮的(因此我寫了這篇文)。

而我自己認為可以去談國家與人民總體關係的契機是把康德原典重新拿回來讀，如果韋伯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警告價值理性的衰微，那麼現在未嘗不可把康德的規制的合目性判斷拿出來重新反省一下，而這的確是目前眾多學科中所沒有的一項思考方法，畢竟它開放而沒有盡頭，唯一能爭取到的，是自由，如果還有可能的話，與信仰--畢竟，它們本來就一直在那裏。

對我來說極為弔詭的是，很多人定義啟蒙的關鍵在於去除無根據的宗教迷信，而我認識的康德所說的啟蒙卻是....幫信仰找到絕對不可動搖的根基，在我看來，啟蒙的最終意義是，了解自己的善之指引是什麼，而只有宗教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啟蒙其實在幫助人了解自己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