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前言
李晏榕的近日發言，令人不禁又想要檢視她的發言內容，尤其是該從屬黨名稱為社會民主黨，那麼，她的發言到底到底符不符合一個以左派政黨為號召的綱領原則，質言之，他的種種聲明其背後意旨究竟有無某種或怎樣的社會性的政策作為基礎，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問題。然而，要討論這個問題前，恐怕必須先了解到底什麼才算是「社會」，才有對其言論加以評價的可能性。事實上，不僅在經濟學/政策中，同時也在憲法/政議題中，我們可能是在各種不同的論述脈絡下使用社會這個詞，因此我們應該先把所有的社會概念先確定出來，然後去檢視，李小姐的話到底夠不夠「社會」，這樣在指摘她有關社會性綱領原則的認知不夠正確時，才不會冤枉她。
II. 分析論
如果採用業師所使用的分類方式(其實就學科的分際以及特性來看也應該如此區分)，那麼，涉及有關社會上共同經濟生活的政治與法律議題，最主要有兩大觀察點，一個是政治經濟學觀點的經濟政策之目標設定(wirtschaftpolitische Zielsetzung)，另一種是憲法諸原則所要求並開展的社會政策之目標設定(gesellschaftpolitische Zielsetzung)。我們可分別作進一步分析。
1. 經濟政策
在經濟政策上，最主要有a. 古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b. 社會的市場經濟、c. 社會民主主義、d. 社會主義
a. 古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Liber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主張政府毫無干預市場的空間，只要透過競爭機制就能夠自動實現圓滿的市場運作，故經濟領域是國家/法毫無可能進入的領域，甚至連建立法律確定基本的遊戲規則都不許可。這意謂著國家對於經濟事務採取完全不聞不問的立場。在這裡沒有任何社會之詞可能被使用。
b. 社會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社會」該詞是相對於前述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來。古典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運行會產生以下四個無法自行彌補的缺點(即市場失靈，Marktversagen)： aa. 市場上的競爭者濫用自己的行為自由造成競爭條件的限制； bb. 社會經濟實力的差距擴大；cc. 景氣循環造成不穩定的社會情況；dd. 以逐利為基本性格的市場經濟造成某些服務或財貨，因為機會成本太低，無人願意在這種市場上提供服務。 這四種情況，造成國家有干涉(Eingriff)市場的正當性(Legitimität)。這是一種以自由市場運作作為原則然後以社會衡平(Ausgleich)的概念加以彌補市場經濟的缺陷的概念。德國稱這種模式社會的市場經濟(soziale Marktwirtschaft)。
這種模型主要來自於新自由主義的後續發展，例如將 v.Hayek確立的國家應建立框架條件作為競爭的遊戲規則或者公共服務由國家提供的概念再作一些延伸。針對上述四種市場失靈情況，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以下列方式回應: aa. 建立法律規則作為遊戲規則，尤其是競爭規範(新自由主義固有之主張)、bb.社會福利政策、cc.金融政策以應付景氣循環、dd.公共財的設置與生存照顧(新自由主義固有之主張)。
社會的市場經濟管制有兩種最主要的方式，一個是以創造合適的法律或者機制框架的秩序政策(Ordnungspolitik)，通常我們會以強化法律安定性的要求來理解它，這是一種經濟上的調控作用；另一種是以設定出經濟目標的程序政策(Prozesspolitik)，這種手段通常會被認為是對市場的積極干涉。一般而言，決定一個經濟政策是上述兩種政策的混合體，只是比重多少有些不同。[以上，T. Siebe, Mikroökonomie, S. 91ff]
與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同，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政府只要在有正當性的情況下，是可以設定一些經濟目標進而干涉市場的。然而，就Nipperdey之分析，該模式擁有以下特點: aa.以市場經濟與競爭機制作為原則，國家干涉為例外； bb. 市場的概念仍然對立於國家，國家的市場干預不能僅僅透過法律保留的方式進行，它必須要有經濟政策上的正當性基礎；cc. 國家確保競爭機制也是為了企業的存續保障，當競爭機制充分運作時消費者的福利也能最大化；dd. 憲法的社會國原則可以對於自由權保障進行衡平(Ausgleich)，政府對於市場不僅僅有正當的干涉權利，更有憲法上的義務。[以上，H.S. Nipperdey, soziale Marktwirschaft und Grundgesetz, S.12f]
c. 社會民主主義 (soziale Demokratie)
其主張透過進入國會並以立法的形式來促進社會正義(或用Mauer的說法，社會衡平soziale Ausgleich)的實現以及社會安定(soziale Sicherheit)的確保。所謂的社會正義，乃用法律修正、彌補、改善勞工、租戶、消費者，遠可至於家庭中孩童、婦女等等私法生活中有不同的生活群體所面臨的實質地位不平等之情況。而社會安定，則是提供各項給付、奠立機制、或其他各種手段以實現社會的安定狀態。
社會民主與社會市場經濟的主要差異在於前項的aa.，即國家的干涉地位立場，究竟應該是保守的輔助者，還是主動的改造者。事實上這也是德國兩大中間政黨SPD(社會民主黨)與CDU(基督教民主聯盟)對於經濟政策主要不同的差異點所在，對SPD而言，國家的主動立場以及促進社會正義作為義務，使得社會理念與法治國的價值衝突上，總要優先選擇社會理念的，進而將經濟模式逐漸導向計畫經濟[可見H. Mauer, Staatsrecht I, 6 Aufl., S.232]。
d. 社會主義(Sozialismus)
這種立場採取的是完全廢棄市場經濟改採集中式的計畫經濟。這裡的社會所對立的概念是自由概念所代表的分散式市場經濟。
2. 社會政策
當我們把眼光轉回到憲法或法學當中，我們會發現，憲法學擁有自己一套對於經濟生活的觀點，這種觀點是以憲法條文與憲法原則作為依據並進行解釋而來的，因此它並非服膺於上述各種經濟政策觀點。在此首當其衝者，無疑是憲法學中的「社會國」原則。
在德國的基本法裡，要把社會國當作是一項憲法原則的主要理由在於，其相對於「自由的」法治國而言，它揭示出「社會的」法治國。然而，什麼樣的具體目標(設定)，才算得上是「社會的」，其內容如同行政的概念一樣，恐怕是相當開放的，或者說僅能描述而無法定義(限定內容之範圍)的。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在此說出一些社會國原則的特徵：aa. 它的規則與具體化有很多是由基本權作為客觀價值決定與平等原則之解釋而導出的；bb. 它給予國家不僅擁有干涉社會之權利同時有義務要在社會與經濟領域中實現相關的事項；cc. 至於這些事項的具體內容，像是目標是什麼、要如何促成，或者不予以干涉，立法者擁有很大的型塑空間，這一點憲法表現出了經濟中立性的立場；dd. 不過這些目標最主要可以整理出實現社會安定性與實現社會正義這兩個範疇，這與前述社會民主中談到的概念無異；ee. 但社會平等與個人自由具備著衝突關係，這種衝突關係要如何調和，向來是憲法學中的難題，因為這涉及到價值與原則的衝突問題，而非單純是規則適用問題，在法學上，會去討論「輔助性原則」(Subsidaritätsprinzip)是否能夠成為重要的憲法原則，換言之，國家是否應該只能作為社會的輔助角色，僅有在必要性的情況下進行對於社會的干涉，而不能僅以功能論的角度來分配國家與社會的分工，還容有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學上意見；ff.但是不論如何，社會國原則都不能過分擴張而消滅法治國原則所蘊藏的自我負責之概念。換言之，憲法已經不在經濟學上，而是在基本權保障上根本性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完全計畫經濟。憲法亦要求我們必須以法治國與個人自由作為出發點去思考國家任務與國家行為的正當性。
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社會國原則的社會是一個相對於經濟政策裡所談到的社會來說是開放得多的概念，它給予了國家有干涉社會的正當性與實現誡命，但具體細部的內容如何，則原則本身無法限定，而由代表不同政治立場的立法者去決定。
III. 判斷論
1.諸社會概念的關係
自由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在此可先撇開不談。經濟政策下的社會概念，實際上都是相對於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概念，至於干涉市場經濟的強度如何，是否要有很充分的經濟學上理由，或者存在多少可類型化的干涉事項，也就是「要多社會」? 社會民主與社會的市場經濟有著不太相同的意見，這些會形成在國會上爭論的焦點所在。
如果要以法學觀點--社會國原則進行觀察，則可以判斷出社會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民主的差異點其實在於「輔助性原則」是否能夠作為十分優先的法律原則，以至於經濟目標作為政治原則可能因此要有所退讓，在此問題上社會的市場經濟與社會民主站在對立的端點。
如果要將法學觀點--社會國原則的社會一起放置觀察，則可以判斷出社會國原則的概念大於經濟學觀點的社會，而僅不容於自由市場經濟概念，而且可以同時包容經濟政策上的兩種不同的社會立場。畢竟，社會國原則畢竟是一項規範領域內的概念，其只有要求國家完成諸如基本國策所要求促成的社會相關事項，並授與相關的立法與行政權限，換言之，僅只代表著國家的型塑空間之給予，至於判斷哪些目標要實現、如何實現、甚至是決定要不要作，這些是由立法者決定，而無法逕以判斷違反社會國原則與否的，在這種情況來看，社會國原則的強度頂多只有到國家的注意義務，而不能直接具體化成實際的誡命或禁令(這從Mauer的用字可以看出端倪，其說在社會領域中有權利與義務去行動，這保有行動與否的空間)。相對地，經濟學觀點則是從國家的整體經濟管制行為進行歸納或者演繹，這種綜合判斷的工作會使得社會這個概念得到完整且封閉的定義、或指某些特定的經濟目標之集合、甚至是得到一定的應為規則。
其實，社會國原則之所以是開放的，正是要同時容納這些不同的經濟政策上的社會原則，這其實喻示了憲法的經濟中立性(wirtschaftliche Neutralität)，至於這套憲法是否實際上暗示了有一套特定的經濟憲法原則，也就是有單獨的經濟政策觀點，如Nipperdey所推斷的，基本法事實上是社會的市場經濟憲法，因此並不是經濟中立的，則屬於要另外再加以討論的問題(這裡必須討論基本國策與輔助性原則對國家的法律拘束力應該多高，是否可以從憲法規範中導出，價值序列排序下是否可以確定憲法只容許社會的市場經濟)。
2.李晏榕的政策觀點是有「社會」意義的嗎?
來看這次李小姐的發言內容。首先可以先確定的是必然與自由的市場經濟無關，因為她主張了不少對企業之法律規範應該更明確的訴求。 也可以確定跟社會主義無關，她不主張任何的計畫經濟。故可以拿來檢視的是社會的市場經濟、社會民主與社會國原則。
我們先整理出她的訴求有哪些。
a.要求法安定性：立法對於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規範太不明確而有法律漏洞間遊走、違法套利的空間(先不論為何友達放棄企業自主責任而要選擇這樣鑽漏洞或直接違法的情況)，她要求在環境、勞工等法律的規定要更加明確。
b.加強環境法的管制密度：包含環境與居民健康風險評估、廢棄物處理規範等等。
c.取消過去對高科技產業的補貼：包含租稅減免、國家補助、低利融資等政策鼓勵特定產業發展。
d.阻止政府與大型、明星產業掛勾，政策往這些企業傾斜。
既然她是社會民主黨的參選人，我們應該會先拿社會民主的定義去檢視她的政策，但是，從上面各點我們完全看不到她對於任何社會民主的社會有任何一分的掌握。因為，社會民主主張政府主動性的介入--即便在相當幅度壓縮自由權利情況下亦同--社會與經濟活動當中，而不該僅僅是擔任輔助者的角色，社會安定與社會正義是其中最重要的兩項課題。但是，一方面我們看到她主張政府的主動地僅表現在於環境議題上，而且也僅僅是停留環境評估與檢查上、完善化法律規範上，另一方面，她並未主張要於法律手段來對企業要求更多的社會義務，例如透過增稅以建立起災害防範的基金或其他應變機制，或課以更嚴格的環境保護義務。那麼，她既未談到資源再分配的社會安定政策、亦未談到法律衡平的社會正義政策，不知道怎麼敢說自己是社會民主黨?
我們也許可以以社會的市場經濟來加以檢視，然而，社會的市場經濟主張在有經濟上必要性之下有干涉市場的正當性，但是，從a、c、d點來看，她要求法律安定性、取消補貼與禁止政商掛勾，這些恰恰好都不是對於自由主義的社會性修正，而完全就是典型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因為新自由主義正是反對因為政府過度介入市場運作而產生補貼、競租等官商勾結的情況，同時主張法律安定性應該要提高，以讓所有人能夠在有法律可預見性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生產計畫。李小姐的這些主張，根本與自由主義的修正一點關係都沒有，反而是典型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建議李小姐應該搞清楚反對自由主義本身，與反對因為自由主義的實踐不夠貫徹導致不良的結果是兩碼子事，應該要認清楚自己反對的是什麼，再決定自己的政黨傾向與代表什麼政黨。僅僅只有b點勉強涉及到一些修正式的自由主義，但也未見要求國家面對市場失靈下，應該進行何種經濟目標的、物質性的干涉作為，僅有被動要求嚴格環評，這很難說服人你也有符合中間偏右的社會市場經濟思維。
或許李小姐是法律系出身的，所以她所使用的社會概念其實是憲法上的社會國原則，而不是前面提到的經濟政策式的社會觀點。然而這點也無法成立，因為她根本沒有在任何引述憲法中明定的基本權利甚至是基本國策的情況下講到任何特定的社會目標設定，以及談到這些社會目標設定是否會過度侵犯基本權利的權衡。簡單來說，她再說這些主張時並不是以法律人的角度在公開自己的意見。
IV. 結論
如果，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聯盟是目前政治領域裡兩大主要政治概念，分別代表中間偏左與中間偏右的政治立場，那麼我們其實可以預想得到，李小姐的這個訴求恐怕與中間偏左相差甚遠，而比較是中間偏右的，但是如果加上之前她第一次公開自己的身分時還有在《李焜耀女兒李晏榕談污染：高科技產業都會有》（http://goo.gl/3dAvRo）所談到的事情來判斷，也許她已經把她的政治理念從FDP總算是修正到有CDU的樣子了，雖然離SPD還很遠，但對於台灣的左派政黨史來看已經是該可喜可賀了也說不定...但不重新考慮批上民進黨戰袍嗎?這樣路線比較合喔，何必勉強不作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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