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不太清楚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對於國家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從小學開始念社會開始，就隱約開始明白人生而自由與基本人權的概念，然後國中、高中開始進一步了解到基本人權的主要功能是妨礙國家對於人民的恣意干涉，憲法是一部拘束國家、避免國家權力濫用的法典，國家不得濫用權力，自由權利的行使完全出自於己，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不做什麼，原則上不用聽命於人。直到大學，念了憲法學，開始比較深入了解到，基本權除了抵禦國家權力之外，還有客觀的面向，這個面向展現出一些理想的價值秩序，國家除了不得恣意干涉人民自由之外，也可以扮演積極的角色，盡可能維護適合於個人自由權實踐的環境，人民不再是免於國家而自由，而是在國家中自由。
事實上，當代國家對於人民提供的「服務、給付」是很多樣化的，之所以要提供的原因不一而論。這些服務或給付都是想塑造出一個適合人民生存的環境。有些是基於「生存照顧」的理念，國家應該提供一些私人應該不願意投資或從事、但卻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服務以供人取用，例如自來水、電力網路的鋪設與供應。有些是在憲法狀態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私法或者習慣上的制度，國家不應該消滅這些既有制度，使人無所適從，而是透過實訂法的程序來「轉化」並「保障」它們，使他們也能在憲法狀態中以公共的法律形式繼續存在，例如婚姻、財產權。當然，與第一段所談息息相關的，則是與基本權作為客觀價值秩序而導出的國家作為義務，這些義務總是關切著：若無國家出面提供一些保障，人民是無法在國家中自由生活的。因此，從保護基本權利的角度來看，等於是課與了國家保護義務。這些要求國家必須加以保護的東西如此基礎，以至於憲法中有明文要求，且國家不可能放棄去保護它，它甚至會是國家在人民心中之所以應該存續、而非可有可無的理由，像是國家應該防止人民受到第三人的侵害，於是有刑法的誕生，例如科學與環境不停的變遷，往往造成人類生命與生活的重大危險，而要求管制核能與天災的預防，例如避免國民目不識丁，難以在社會謀生，而提供國民教育等等。不管怎麼說，國家的保護義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對每個國民來說都很需要、而不用探究這些事物在不同的人民心中所佔的比重為何。
今日的國家已經發展了各式各樣的服務與給付，但我們總還是得秉持著自由原則，是先有自由，才有國家，而不是國家「讓」我們「得以」自由。因此，國家雖然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服務，但是這些服務的範圍總還是有個極限。不可能凡事都靠國家來給予，讓國家給的東西引導我們如何發展。倘若國家太「勇於任事」，提供太全面的給付，如此一來就不是自由國度，而是一個由國家單純引導人們的國度。這不是自由得以實現，反而是自由的顛覆。就好比籠中鳥，牠雖能獲得多方面完善的照顧，過得舒服，但牠也會忘了該走出籠外、如何飛翔。因此，基本權的保護義務，不能輕易得出，也無法被輕易地給予人民。它只關心一些真正基礎、關鍵且法治生活中重要的事物。至於那些在不同人心中，依其價值觀而有不同評價與取捨的事物，就不該被當作是一種國家必須加以保護、保障的事物。這些事物要做與不做，全要憑個人想要或不想要，國家並沒有立場要確保它能夠被做。倘若為之，那無疑意味著國家助長或者促進特定的價值秩序，如此一來，就不是自由的實現，而是自由的顛覆。憲法雖然給予國家在某些事項要求特殊的保護，但也要求國家必須遵守著價值觀中立的誡命，以避免國家朝向特定的價值秩序傾斜。國家與人民之間有一定的既扶持又保持距離的緊張關係，這股張力往往會表現在憲法解釋上。
大法官作為憲法的解釋者，面對到國家是否應該要提供出一些保護或給付的問題，就變得要特別謹慎，他們必須要留意到，如果同意的話是否變項成為在助長特定的價值抉擇，使某種抉擇變成「較受歡迎的」，然而社會上的成員要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本來就應該是「憑一己之念」的才是。例如，人有選擇要唸大學或者不念大學的權利，有人認為唸大學對於人生是很重要的，也有人認為不重要，這個時候大法官是否能夠認定出讀大學對於人生發展乃不可或缺之事物，而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如是，則是否「管太多」而且表達了偏好或鼓勵人去念大學的價值觀呢？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就不再能說，人有不受國家干擾，有百分之百選擇要去念大學或者不念大學的自由，因為唸大學是被認為重要且被保障的。當然國家可以對想念大學的人提供物質上的補助，但原因不會是出在「唸大學的自由」這一回事，而是實現特定教育目的、完成國家人力資源與經濟任務的相關措施，而這些措施之所以能夠施行，有其民主正當性基礎，要嘛來自法律，要嘛就來自於民選首長的政策指示，而非單純來自「憲法的基本權」。如果某人想念大學，但校方因為某些因素而拒絕，那我們也不是要討論他是否有唸大學的自由，而是要討論他被拒絕是不是有著不合理的差待遇。
一個大有為、勇於承擔各種事項的政府的確是會讓人民的生活負擔、責任轉嫁到國家身上，但這並不總是意味著人權的擴張或者進步。大法官也不能一方面既不停依據基本權保障的意旨拒斥過度侵犯自由的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卻又以保護義務的名義大開門戶，要求讓國家提供越來越多樣的給付。事實上「給付」也會是一種「干涉」：國家要提供越「安全」的環境，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執行越多的「調控」，那種安全也是一種危險。
只不過，經過這幾年觀察下來，覺得台灣人民對於政府的仰賴程度超乎想像地深，尤其是司法者寄予超乎想像的厚望，這份厚望甚至是使司法者不得不開始超出在按照憲法理應所保持的活動界限。當法治國與民主國原則共同連繫的三權分立開始傾頹時，是福、是禍，某一天應該會顯示吧，如果這個島嶼政權還能存續一段足夠長的時間的話。
事實上，當代國家對於人民提供的「服務、給付」是很多樣化的，之所以要提供的原因不一而論。這些服務或給付都是想塑造出一個適合人民生存的環境。有些是基於「生存照顧」的理念，國家應該提供一些私人應該不願意投資或從事、但卻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服務以供人取用，例如自來水、電力網路的鋪設與供應。有些是在憲法狀態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私法或者習慣上的制度，國家不應該消滅這些既有制度，使人無所適從，而是透過實訂法的程序來「轉化」並「保障」它們，使他們也能在憲法狀態中以公共的法律形式繼續存在，例如婚姻、財產權。當然，與第一段所談息息相關的，則是與基本權作為客觀價值秩序而導出的國家作為義務，這些義務總是關切著：若無國家出面提供一些保障，人民是無法在國家中自由生活的。因此，從保護基本權利的角度來看，等於是課與了國家保護義務。這些要求國家必須加以保護的東西如此基礎，以至於憲法中有明文要求，且國家不可能放棄去保護它，它甚至會是國家在人民心中之所以應該存續、而非可有可無的理由，像是國家應該防止人民受到第三人的侵害，於是有刑法的誕生，例如科學與環境不停的變遷，往往造成人類生命與生活的重大危險，而要求管制核能與天災的預防，例如避免國民目不識丁，難以在社會謀生，而提供國民教育等等。不管怎麼說，國家的保護義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對每個國民來說都很需要、而不用探究這些事物在不同的人民心中所佔的比重為何。
今日的國家已經發展了各式各樣的服務與給付，但我們總還是得秉持著自由原則，是先有自由，才有國家，而不是國家「讓」我們「得以」自由。因此，國家雖然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些服務，但是這些服務的範圍總還是有個極限。不可能凡事都靠國家來給予，讓國家給的東西引導我們如何發展。倘若國家太「勇於任事」，提供太全面的給付，如此一來就不是自由國度，而是一個由國家單純引導人們的國度。這不是自由得以實現，反而是自由的顛覆。就好比籠中鳥，牠雖能獲得多方面完善的照顧，過得舒服，但牠也會忘了該走出籠外、如何飛翔。因此，基本權的保護義務，不能輕易得出，也無法被輕易地給予人民。它只關心一些真正基礎、關鍵且法治生活中重要的事物。至於那些在不同人心中，依其價值觀而有不同評價與取捨的事物，就不該被當作是一種國家必須加以保護、保障的事物。這些事物要做與不做，全要憑個人想要或不想要，國家並沒有立場要確保它能夠被做。倘若為之，那無疑意味著國家助長或者促進特定的價值秩序，如此一來，就不是自由的實現，而是自由的顛覆。憲法雖然給予國家在某些事項要求特殊的保護，但也要求國家必須遵守著價值觀中立的誡命，以避免國家朝向特定的價值秩序傾斜。國家與人民之間有一定的既扶持又保持距離的緊張關係，這股張力往往會表現在憲法解釋上。
大法官作為憲法的解釋者，面對到國家是否應該要提供出一些保護或給付的問題，就變得要特別謹慎，他們必須要留意到，如果同意的話是否變項成為在助長特定的價值抉擇，使某種抉擇變成「較受歡迎的」，然而社會上的成員要做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本來就應該是「憑一己之念」的才是。例如，人有選擇要唸大學或者不念大學的權利，有人認為唸大學對於人生是很重要的，也有人認為不重要，這個時候大法官是否能夠認定出讀大學對於人生發展乃不可或缺之事物，而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如是，則是否「管太多」而且表達了偏好或鼓勵人去念大學的價值觀呢？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就不再能說，人有不受國家干擾，有百分之百選擇要去念大學或者不念大學的自由，因為唸大學是被認為重要且被保障的。當然國家可以對想念大學的人提供物質上的補助，但原因不會是出在「唸大學的自由」這一回事，而是實現特定教育目的、完成國家人力資源與經濟任務的相關措施，而這些措施之所以能夠施行，有其民主正當性基礎，要嘛來自法律，要嘛就來自於民選首長的政策指示，而非單純來自「憲法的基本權」。如果某人想念大學，但校方因為某些因素而拒絕，那我們也不是要討論他是否有唸大學的自由，而是要討論他被拒絕是不是有著不合理的差待遇。
只不過，經過這幾年觀察下來，覺得台灣人民對於政府的仰賴程度超乎想像地深，尤其是司法者寄予超乎想像的厚望，這份厚望甚至是使司法者不得不開始超出在按照憲法理應所保持的活動界限。當法治國與民主國原則共同連繫的三權分立開始傾頹時，是福、是禍，某一天應該會顯示吧，如果這個島嶼政權還能存續一段足夠長的時間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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