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個草案也有一點看法，提供大家參考:
一、關於草案第一條之立法目的
1.
組織是因應目的而生的一種手段。為了達成預設之目的，組織應為最有利於目的達成而設，質言之組織的成員享有設立、規劃、修改該組織的裁量空間，以利目的實現。此外在憲法上而言，一個有害社會公益目的的社團法人同樣不受到結社自由的保障，因此除了討論組織的合目的性外，也必須討論該目的本身是否具備正當性。
2.
就立法目的本身來說，草案強調中國民國國籍以強化本社團的成員主體性，並且區分會員為一般會員與榮譽會員作為充實主體性的手段。這樣的一個修訂，是否能夠符合修法緣由所述之”尊重多元文化”的意旨，不無疑問。理由在於目前的實況是，不管社團參與者是來自哪國何地，只要是中文使用者，在這個地方念書或者遊學打工，或多或少這個社團有一定程度的參與與依賴性，若本社團的初衷是要讓柏林地區的台灣同學擁有交流空間，而同一母語人士因為語言上的便利性也參與交流，則又有何必要在規定上加上中華民國國籍這類主體性規定，如此反而可能是一種排外的表現，吾人應將重點置於聯誼與交流這類主要活動的目的上。如果想要凸顯台灣學生的主體性，建議將草案除了中國民國國籍學生外應加上其他以中文為母語之人士，以避免排他性行為或者言論甚至是無謂的資格考核制度的產生。
3.
在手段上的合目的性上，因為立法目的寫上了中華民國國籍，因此其後將會員分為一般會員與榮譽會員，榮譽會員原則上不享有所謂的”積極地位(status activus)”，也就是擔任幹部或參與幹部選舉等民主參與的權利。這種積極地位的區分或許在維護台灣學生做為社團主要運作成員之目的上有其必要性，但是否就因此該創設這種制度，這是有疑問的。如果(原來的)立法目的在於促進同學之間的交流聯誼，則必須去思考一個問題: 幹部的選拔是否真的會因為國籍的不同而造成學生之間交流的情況遭到妨礙或者限制，使得原本組織目的無法達成? 甚至可以去思考一些很極端的例子，如果今天本社團成員如今只有三人是台灣人，卻有三十人是大陸人，那麼硬性規定只有這三個台灣人有選舉與被選舉權，試問這是一種開放或者是一種封閉? 對於這全部三十人來說，只讓這三個台灣人有組織運作的權力又真的有利於學生的交流嗎? 讓大陸人來當會長又真的必然會因此讓台灣學生的交流受阻礙嗎?總而言之，本社團作為一個聯誼社團而存在，不應將成員的資格做出太多的限制。
事實上，筆者認為，之所以必須讓台灣人當幹部與只讓台灣人有選舉權，更多原因恐怕是基於社團與台灣駐德代表處的各種公共事務上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基於社團本身的目的上，因此若要確立會長與幹部為台灣人的原則，則必須於立法理由甚至是立法目的交待此項，而不是來自於草案的立法目的(也就是我前面所反對的: 促進中華民國國籍學生的交流)；至於會員的身分資格，能夠越少歧異則越好，聯合國主席並不會因為他是韓國人就讓聯合國變成韓國的聯合國，更何況這裡的情況只是一個聯誼社團的成員身分，只讓台灣人擁有積極地位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並不需要另外使用榮譽/一般會員這種制度，而已經畢業的學長姐的會員資格，或者是非台灣人取得因台灣人身分而得之利益之衡平(例如駐德代表處補助餐費)可以再另外細部去規定即可。
二、關於草案第27條所謂永恆條款
1.
為了確保讓台灣人能夠擔任幹部之職務並且避免本會被外國人”掏空”的可能性，草案添加了所謂永恆條款做為手段，即只能以更嚴格而不能放寬的修法限制，確保台灣人為幹部這項實質內涵。這裡必須要探討手段的合目的性與適當性。
2.
仍然要強調一遍，組織是作為目的而存在並且被設計的一種工具，既然目的是促進學生(草案為台灣學生)的交流，那麼這項永恆條款的規定是否真的有助於目的達成，這是可以去質問的。
前面(一、3)已經提到，對幹部與選舉人的身分進行限制是無助也無關於組織目的達成的。倘若真的擔心沒有限制會造成如同修法理由所說的組織會讓外國人”整碗捧去”這類喧賓奪主的情況，那麼我們又該問: 這種憂慮是否應該成為一個組織本身的目的嗎? 質言之，一個組織的命運、存續是否應該要變成一個組織之所以存在的目的? 如果是的話，那麼永恆條款的規定已經超出了第一條組織目的所確立的範疇，組織條款本身變成了一個單純為了組織而組織的太上條款，它再也不是為了目的而存在，而是為了存在而存在，這點不可不慎。
3.
永恆條款規定其後對於會長選拔方式的修法只能更嚴格而不能放寬，然而每年的留學生數目與實際身分往往都不是固定的，這可能會造成本條款實際上不可行的情況，例如今天規定由台灣人擔任會長，接下來限縮為由柏林自由大學或者洪堡大學的學生擔任，然後隨後再無限延伸，例如博士生、法律系等等一路累加下來，到了最後某年出現一個沒人符合資格的情況時該如何? 然而本條款又規定不能違反本條款意旨修法，如此不是作繭自縛? 又這種只准累進式的修法方式是否造成某種特權階級的世襲? 例如只有洪堡大學的人才能當會長，這樣豈不正好與原本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馳?
德國基本法之所以加入這項永恆條款有其特殊的歷史與目的論上的因素，固然值得敬佩，但是這不代表它是一個法律萬靈丹，或者說有那麼多嚴重症狀需要靠這種條款才能對症下藥。何況德國基本法也還有所謂的廢棄基本法條款，即人民仍有以公投成立新憲法放棄基本法的可能，如此永恆條款並不是真的永遠都無敵狀態，除非我們在組織章程裡面也加入廢棄條款，不然永恆條款在僅僅規範組織行為的範疇內實際上是不可能運行的。但話說回來，一個組織章程搞到要有永恆條款又要有廢棄條款，這也未免太不符合狹義比例原則了，還不如一開始就不要有豈非更佳?
三、代結論: 組織作為合目的性手段
組織作為合目的性的手段，已經提了很多次，這意味著，組織是一個工具，也該僅僅是一個工具，它為了目的而存在，也因為特定目的而被設計。相同的，社員進入這個組織，也是有其特定的目的，因此一定程度上開放社員參與的權利，也讓社員有退社的權利，更有憲法上保障成立新社團的權利。如果一個社團不能滿足社員的需求(例如台灣同學會都不台灣了，都被外國人鳩佔鵲巢)，那麼他可以考慮退社並且找其他台灣人成立一個更純正的”新柏林台灣同學會”，事實上是不需要在組織章程內去考量社團的變質情況而添加一些與社團目的無關的規定的，柏林台灣同學會作為一個聯誼社團，相對於其他舊有的、無名的、未來可能成立的聯誼社團來說並無任何優先地位，吾人在一個組織章程的設計應該思考者，應集中在如何使組織目的能夠充分發揮，如此足矣。
基於此，筆者提出幾個建議供各位在之後決議上參考: 1. 立法目的除了”中華民國留學柏林地區學生”再加上”與其他本地區以中文為母語之人士”。 2. 立法目的明確表示柏林台灣同學會作為同學與台灣駐德代表處的交流之管道。 3. 放棄使用一般/榮譽會員的區分，改以細部規定進行。 4. 放棄永恆條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